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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曾一度涨至4.211%，接近去年10月创下的14年来最高点4.231%。此外，在惠誉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后，穆迪又下调美国多家银行的评级，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银行和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
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政府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财政扩张，一次是在疫情期间实施了4万多亿美元的财政补贴救助计划，一次是拜登政府推出了3万多亿美元的重建法案，推动经济与社会转型，其中1.5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对半导体、新能源以及电动车等产业进行了补贴。
对美国居民的直接补贴带来巨大购买力，在供应链扭曲的情况下，引发通胀和工资上涨，手里暂时有充足现金的人减缓进入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工资上涨。在劳动力紧张的背景下，基建投资又引起2022年高达39.1万的建筑职位空缺，以及制造业工人的缺乏。
美国通胀持续高于工资增速，但到了今年6月，工资增速与通胀水平相比，实现了最近26个月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7月份时薪比去年同期高出4.4%，但与6月份相比进行年化率计算后，这一数字接近5%。人们似乎对出现“工资-物价”螺旋式上涨并不感到担心，而是认为繁荣会持续。越来越多的行业要求加薪，比如美国汽车工人工会要求加薪40%，白宫也计划修改一项规则，以利于参与联邦项目的建筑工人提高工资。但是，同期美国的生产率并未提升。
看上去繁荣的美国经济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过去几年增加了太多联邦债务，而且通胀导致必须为债务支付更高的利率，为此，美国未来只能被迫实施更高的税收，高利率和高税收将影响投资和消费，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人们还在讨论，在新增巨额债务时，并没有减少庞大的福利支出。2022财年，联邦政府在福利项目上花费了1.19万亿美元，今年则预计有超过2.6万亿美元的新福利项目支出。拜登经济学既想用补贴刺激制造业投资，又想用福利改善分配，同时也想在竞争中战胜中国，但积累了太多债务。
现在是美国短期债务周期收紧，以及长期债务周期面临根本性挑战叠加的状态。美国这几年的经济繁荣，完全依赖联邦财政支出支持消费和投资，但利率上涨以及赤字水平限制其继续扩张下去。与此同时，全球出现去美元化潮流，中国扩大与更多国家的贸易联系与制造业投资，并开始更多地由人民币交易。美国虽然加大制造业投资，但却将成本推到更高，从而令投资者对未来丧失信心。可以看出，美国过于急切地想要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但引发了一系列反应，包括债务规模过大、利率居高不下、制造业成本更高以及美元国际地位动摇等问题。
中国经济在疫情前就开始转向，即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驱动科技创新，在控制总体杠杆率稳定的同时，防范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改善分配，扩大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当前，经济遇到总需求不足的挑战，以及控制地产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问题，需要化解风险并扩大内需。
我们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在外部竞争压力下，应该坚持改革和转型方向，并且不能急于求成，而是坚持稳中求进，按照自己的节奏，统筹短期任务和长期目标，一张蓝图干到底。应该坚守财政纪律，控制地方债务规模，推动落实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则，建立统一大市场。应该减少财政投资，降低行政成本，合理增加社保支出，改善社会分配。我们必须坚守和扩大制造业产业体系的优势，在推动升级的同时帮助企业更好地国际化。经济转型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耐心与韧性，战胜一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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