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吴文汐李鹏武汉报道3月6日，在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立忠接受了南财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今年，他将重点围绕鼓励生物医药龙头企业更好服务全民健康、加快LDT规范化建设管理、助力优生优育、合理使用抗生素、强化重大疾病筛查等多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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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忠提出，我国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率近年持续攀升，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与生殖健康高度关联的生殖道病原微生物筛查没有形成常态，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应该建立起婚前和育龄夫妇常态筛查的机制，做好生殖道健康筛查的系统性规划，从而提升筛查质量，逐步降低不孕不育率，助力提升优生优育水平。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戴立忠指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底子薄，对技术、资本和政策依赖程度高，创新能力打造是关键。对此，他提出建议，鼓励生物医药龙头企业参与国民健康战略研究，给予科学家、企业家更多话语权。通过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健全和完善产学研用全链条转化机制等措施，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民健康。
（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立忠，受访者供图）
《21世纪经济报道》：您今年全国两会计划提出的建议，将聚焦于哪些方面？为何如此安排？
戴立忠：今年我将围绕鼓励生物医药龙头企业更好服务全民健康、加快LDT规范化建设管理、助力优生优育、合理使用抗生素、强化重大疾病筛查等多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首先，我重点提了关于加强精准检测降低不孕不育率，提升优生优育水平的建议。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在近年提升很快，根据国家卫健委、中国人口协会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左右，不孕不育者约有5000万人，根据沙利文研究机构测算，预计到2023年，中国育龄人群整体不孕不育率将会达到18.2%。中国是全球不孕不育率较高的国家之一。这其中存在多层次的原因，生殖健康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生殖健康发展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生殖健康和相关民生项目的关注度和投入均有待提升。目前，与生殖健康高度关联的生殖道病原微生物筛查没有形成常态，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件事。
经过三年疫情，中国已经拥有13000家左右具备精准筛查检测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但如今很多没有得到运用，处于闲置状态。例如宫颈癌筛查方面，国内已有多年筛查经验，但用的还是比较落后的液基细胞学（简称TCT）一线的筛查方法，人手不足且漏检率偏高。类似HPV病毒筛查等国际一线的方法学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通量和准确率，但目前的应用度还不太够。应该建立起婚前和育龄夫妇常态筛查的机制，做好生殖道健康筛查的系统性规划，从而提升筛查质量，逐步降低不孕不育率。
第二个重点聚焦推动生物科技、生命科技的发展。建议充分利用我国科学家、工程师红利，通过技术创新、应用创新使生物技术创新在国民生活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生命科技人才非常多，应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吸引海外华人生物科技人才回国，也要让生物科技公司更好地参与到我国核心竞争力建设、健康中国建设以及科技强国建设中。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我们强调科技创新、加大科研投入、加大扶持力度；但另一方面，市场端的准入过程很漫长，市场某些环节对国产产品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歧视”。同时，片面的最低价中标易“误伤”生物科技企业，不利于形成良性循环。
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在整合创新和应用创新上我们有非常大的优势，应用好优势、补齐短板，以更好的政策吸引优秀华人科学家、欧美科学家来中国交流，甚至创业、从事研究。在政策的制定上，在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持相对开放的态度，需要给予科学家、企业家更多话语权。
《21世纪经济报道》：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及发展机遇？
戴立忠：从全球来看，目前中国的发展环境是非常好的，在社会稳定性、货币政策稳定性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上都具有优势，这些优势并没有因为疫情或是国际形势而改变。以生命科技领域为例，目前欧美很多生命科技企业，由于受不稳定的货币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融资方面比较被动，部分公司市值和融资能力都在大幅度下降，一些好的技术发展也因此受到制约，来中国寻求合作的公司很多。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最终要服从于市场规律和社会长远的发展规律。在科技方面，我们要保持国际化和开放的态度，对国家发展有益的技术、企业、人才，应保持欢迎合作的态度。目前是吸引人才、技术的好时机，圣湘生物在近年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进行了合作，这些国外企业强项在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上的积累比较深厚，而我们在原始技术创新、整合创新和应用创新方面的能力也非常有优势，可以“强强联手”。中国庞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以及良好的资本和市场生态对于国外先进技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在这一阶段，我们要有自身的定力，坚持走这些年一直强调的法治化、国际化、全球化路线。
《21世纪经济报道》：湖南省在中国生物医疗产业版图中属于怎样的定位？中国生物医疗行业面临怎样的新周期？将如何应对？
戴立忠：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湖南有非常好的资源优势，聚集了10多位院士、国家特聘专家等国际领军人才，拥有中南大学等40多所设有生物技术相关专业的高校，有着湘雅医院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临床医疗资源，也聚集了圣湘、三诺、楚天等一批细分领域龙头企业，且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龙头带动效应明显，湖南生物医药产业完全有实力、有能力在全国占据优势地位，在全球占据更大市场，成为又一张新的“湖南产业名片”。
生物医药产业，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家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地。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在走向新的周期，从跟随创新到原始创新，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底子薄，对技术、资本和政策依赖程度仍然较高。一是要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完善关联产业政策制度等措施，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民健康。要充分发挥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优势，鼓励院企合作、校企合作，完善和健全从基础研究“最初一公里”到市场应用“最后一公里”全链条有效贯通的产学研用转化机制。二是要加大对行业龙头企业发展支持力度，加快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业。每一个细分市场的龙头企业，特别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不仅能够创造极大的经济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而且也是带动产业发展、降低国家和百姓医疗负担的主导力量。要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在产业投资、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进、产业链打造、税收等方面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助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
《21世纪经济报道》：圣湘生物当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作为国内分子诊断这一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将如何带动行业的发展？未来计划从哪些领域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戴立忠：圣湘生物基本以五年为一个台阶，今年是三个“五年计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二次创业”元年。下一个五年的目标是成为在全球有影响力的企业，未来十年能成为生命科技领域的世界级优秀企业。
为了实现目标，公司将聚焦多元化与国际化，进一步提升内生增长动力和外延拓展能力。在多元化上，目前，公司已先后完成了对真迈生物、英国QuantuMDx等国内外多个公司的投资与合作，有效推进在基因测序与POCT等多个领域的布局进程，这将进一步促进公司平台型企业的打造，并逐渐形成涵盖多个主要领域的IVD整体解决方案，在IVD其他赛道尤其是免疫诊断领域为公司开辟新的增加空间。同时，公司打算通过设立产业基金的方式，寻找并筛选业内具备前沿技术及发展潜力的项目或企业，加快公司IVD全产业链布局；与长沙圣维荣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等其他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湖南湘江圣湘生物产业基金合伙企业，围绕打造生物医疗产业链进行探索，将在体外诊断、生物医药、生物科技、大健康等领域展开投资。
后续，我们将以点到线再到面，聚焦几个主要国家，做好国际产学研合作；与国际新公司、新技术、新渠道建立合作，在全球更多地区实现本土化运营。
《21世纪经济报道》：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圣湘生物推出一系列科技抗疫产品，为抗击疫情贡献了企业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您认为抗击新冠疫情的经验为医疗行业带来了哪些启示？未来应如何进一步健全重大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
戴立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疫情防控和生物安全防控要建立在常态化的、各个层级的基础上，必须加强基层力量，基层要有哨点，要有基本的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其中，基层医疗机构疾控体系能力建设和常态机制建设十分重要，这一方面近几年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有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新的细菌、病毒和微生物的鉴别能力，要建设到县一级，缩短检测时间。这些方面应进一步巩固，真正将力量下沉到基层，使防控常态化。
医药企业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体系中至关重要，尤其是“预防、检测、治疗”三位一体的防治体系。一是要将重点医药企业纳入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体系中，建立紧密的沟通机制，以便第一时间做出准确反应。二是检测企业要建立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研发机制，第一时间获取疾病的信息，完成诊断试剂的开发，并紧急应用到疫情防控当中，尽快形成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体系。三是疫苗和药物企业需要尽快研发不同技术路线的产品，充分应对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