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五年财政总体赤字率在3%以内。财政预留政策空间，这是财政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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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与欧盟成员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有关。欧盟成员国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才对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分别作出不超过3%和60%的规定。由于欧盟的影响力，不少国家都重视3%和60%这两个指标，甚至将它们作为警戒线。众所周知，这两个指标是欧盟成员国政治妥协的结果，本不应过度重视。现实中，不少国家财政赤字率超过3%，有的发达国家甚至超过10%，但即使这样，它们的财政也能做到正常运行。所以，我们一般不能简单地将财政赤字率超过3%当作财政运行遇到麻烦，更不能认定财政风险很高，或把此当作财政危机来临。
但是现实财政运营中，财政赤字率低的好处显而易见。过高的财政赤字率会导致债券利率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传递到货币领域，最终可能推动物价上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在条件许可时，尽可能降低赤字率，把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是健全财政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面对财政赤字的压力，但在实践中一直努力实现财政平衡。财政收支结果正常相等，可遇不可求。财政运行正常结果或为结余，或为赤字。现代国家财政赤字较为常见。一般将结余或赤字不超过财政收入或支出的3%视为财政平衡。
中国过去五年财政总体赤字率不超过3%，肯定对财政安全是好事。在过去五年中，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由于突发的疫情，导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增长压力太大，当年预算安排的财政赤字率为3.6%以上。经过努力，当年的财政赤字率为6.13%。之后的2021年财政赤字率就回归临近3%的水平。
故去五年极不平凡极不寻常，财政总体赤字率控制在这样的低水平，实属不易。一方面财政收入承压，增长缓慢，甚至面对负增长的压力，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很大，减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就是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执行，充分考虑到风险防范，体现了财政的责任担当。过去五年，持续推行大规模减税降费，为市场注入真金白银，“六保”“六稳”工作任务落实到位，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
与此同时，宏观税负从2018年的17%下降到2022年的13.8%，这对财政工作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财政部门在统筹各方财力上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财政的财力统筹不仅做到一般公共预算内部的统筹，还涉及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而且连部门预算内部的统筹也得到强调。结转结余资金得到充分利用，一些闲置资金得到盘活。
2022年财政统筹财力更是可圈可点。中国人民银行上缴中央财政多年来结存的利润1.13万亿元，这不仅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也让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理顺。各国中央银行向中央财政上缴利润是通例，而不是个案。中央银行由于货币发行和执行货币政策所进行的交易所获得的铸币税和利润，按照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央行上缴中央财政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
深化财税改革，让财政政策的执行更加有力，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提质增效。财税改革带来更强的政策执行力。2022年留抵退税政策在上半年就基本落实到位，同样规模的减税降费，越早落实，对市场越有利，发力早，政策效果更明显。
财税改革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的协调更加有效，共同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财政政策预留空间，对于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今天来说，意义更是不同一般。国际风高浪急，国内三重压力不减，面对不确定性，就是要做好应对准备工作，不至于当事情发生时无力应付，或措手不及。财力资源空间仍在，财政政策空间还在，发债空间仍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紧密配合，货币政策流动性合理，在促进物价稳定的同时，为财政政策的执行提供流动性支持。
财政管理能力的提升，对于财政政策的有效执行意义重大。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有力地推进了预算的执行，提高了预算管理的水平。2021年和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规模庞大，但要发挥好专项债券的作用，就不仅仅是专项债券要发行出去，而且在筹措资金的同时，要在资金使用上大做文章，提高资金效率，让专项债券投资的效果尽快显现。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规模预算安排3.65万亿元，但实际上通过盘存结余，实际上超过4万亿元。
过去五年，积极财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离不开财税的现代化改革的支持，离不了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所形成的合力。展望未来，财政政策落实的条件将越来越好，财政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财经智库》《财贸经济》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