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既要“没完没了”，又要与时俱进。两起案件，鲜明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上述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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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五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布会上介绍了“一号检察建议”后有关制度完善落实情况，并发布了指导性案例。
所谓“一号检察建议”，是一名中学班主任老师，多次强奸、猥亵多名女生，被法院重罪轻判。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这起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发出“一号检察建议”，建议完善预防性侵制度机制等。
“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已经5年，最高检持之以恒、“没完没了”抓落实，取得了进一步的制度成果。
在上述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显示，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持续多发。五年来，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万人，此类犯罪已成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犯罪。
对此，五年来，检察机关起诉的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一审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6.7万人，占判决总人数的41%，高出整体刑事犯罪23.9个百分点。
此外，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首次发布“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指导案例。2020年，一个不满15岁的女孩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款网络游戏社交APP上购买虚拟币、打赏主播，累计消费21.7万余元。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制发检察建议、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等方式，联合有关部门形成网络保护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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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号检察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在发布会上介绍，最高检抗诉后，最高法院依法改判，从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最高检根据当时性侵犯罪问题比较突出这一情况，开展深入调研，发现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在很多学校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比如有的学校女生宿舍却由男性担任宿管员。
在调研基础上，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检察建议，这是最高检向中央部委发出的第一份检察建议，因此称为“一号检察建议”，主要是建议完善预防性侵的制度机制、加强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依法严肃处理违法违纪人员等。
最高检发出“一号检察建议”之后，持之以恒、“没完没了”抓落实。近年来，联合有关部门共查访中小学校、幼儿园11万余所，发现和纠正安全隐患1.5万余个。全国有3.9万余名检察官在7.7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
童建明介绍，针对实践中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发现晚的问题，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度，被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吸纳为法律规定。
制度实施以来，已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5300余件，对不履行报告义务的督促追责700余人；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开展入职查询2000余万人次，发现有问题的不予录用1800余人，解聘正在从事未成年人相关工作而有前科劣迹人员6800余人，把一大批“大灰狼”挡在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之外。
相关制度也成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立法修法工作借鉴的经验，防范和治理性侵未成年人的法网越织越密。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莹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女学生，相关部门及人员应当保护其隐私。此外，避免二次伤害与尊重受害人的真实意愿对保护受害人也非常重要。
童建明介绍，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持续多发。
五年来，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万人，此类犯罪已成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犯罪。
“孩子的伤，是全社会的痛。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治杀害、伤害、性侵、拐卖、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对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坚决打击，绝不姑息。”童建明说。
随着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与时俱进，增强合力。
在3月1日发布会上，最高检第一次以“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为主题发布了一批未检工作指导案例。
2020年7月，不满15岁的程某甲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下载并注册了一款网络游戏社交APP。至2021年2月，程某甲在该APP上频繁购买虚拟币、打赏主播，累计消费21.7万余元。
2021年2月，程某甲的父亲程某发现女儿的网络高额消费行为，与某公司多次协调未果后向多个相关部门求助，但问题未得到解决。
检察机关受理后，经调查核实，该APP虽然在用户协议中载明“不满18周岁不得自行注册登录”，但对用户身份审核不严，致程某甲注册为能够进行高额消费的用户。
检察机关采取支持起诉的方式介入该案，并向某公司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其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还向所在地区执法部门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加强本区互联网企业监管。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在发布会上说，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重要的司法问题，更是突出的社会问题。深化治理、源头预防是最实在、最有效的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认为，随着网络游戏、网络直播产业的发展，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的便利性和规模都与日俱增，未成年人大额充值打赏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批典型纠纷。
刘晓春指出，其中核心的争议与讨论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大额充值引发对于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和直播的担忧，二是未成年人超过行为能力的充值打赏行为构成对家庭财产的无权处分，极端过高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家庭经济困境，三是未成年人充值打赏退款机制存在行为人身份证明困难，冒充未成年人退款现象应当如何应对和治理。
面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侵害乱象，必须加强保护合力。该案中，检察机关就邀请了上海市网络游戏行业协会、某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某公司落实检察建议内容、完善网络服务规则和设定相应技术标准、构建“网游+社交”新业态未成年人保护标准等方面进行跟踪评估。
上海市还组织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专项监督，主动会商市网络和信息管理办公室，联合市网络游戏行业协会及30余家知名网络游戏企业发起倡议，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防沉迷、消费保护措施，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真实身份认证。
刘晓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压实平台责任的同时，要确立相应的司法和监管规则，引导家长、平台各尽其职，形成多方良性互动。
童建明指出，检察机关没有“就案办案”，也没有“止步于办案”，而是依法能动做好办案的“后半篇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升，未成年人犯罪也有所增长。2018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万人，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年4600多人上升至2022年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