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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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场传闻多家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收到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将利率上限从24%调降至20%。
“这让我们相当惊讶。”一位助贷机构运营总监告诉记者。不过他所在的助贷机构向多家合作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核实上述传闻，则发现他们并未收到上述窗口指导。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从多家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人士处了解到，目前他们仍按照年化利率上限24%放贷。
一位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人士认为，若利率上限调降至20%，势必倒逼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将与大型互联网平台旗下金融机构、信用卡平台开展激烈竞争以获取优质客群，进一步推高优质客群的获客成本，可能会出现“三个和尚都没水喝（赚不到钱）”的局面。
记者多方了解到，尽管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仍执行24%利率上限，但过去三年他们信贷业务的平均利率在逐步下降。究其原因，受疫情、宏观经济波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等因素影响，这些年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一直在积极拓展高信用评级客群，但这类客群对利率相当敏感，令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不得不持续调低贷款利率以吸引他们青睐。
“不过，这无形间导致更多信用评级较低的人群被排除在普惠金融服务范畴之外。”上述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人士直言。比如很多三四线城市新市民因工作不够稳定且流动性较大，已经较难通过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核。
在他看来，相关部门应关注如何通过金融科技赋能与优化业务考核体系，让那些低信用评级人群（原先只能接受36%的年化利率），也能以24%年化利率获取自己所需的普惠金融服务，最大限度实现普惠金融的“普”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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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多方了解到，利率上限调低至20%的市场传闻一经面世，就令持牌消费金融机构颇感震惊。
因为市场传闻称，监管部门对部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做了窗口指导，要求在今年6月将新增业务利率上限压降到20%以内，到明年6月将所有利率超20%的存量业务清零。
“我们内部测算过，由于目前利率在20%-24%的信贷业务占比不低，要在明年6月前将所有存量业务清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前述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人士直言。他们迅速向同业打听谁收到上述窗口指导，但通过多方打听，众多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均表示自己没有收到该窗口指导。
一位消费金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则传闻的兴起，可能来自此前的另一个市场传闻，即在2021年下半年，市场曾传闻监管部门向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提出一项要求，当年将贷款年化利率全部压降至24%以内，未来3年内再降至20%以内。
他坦言，若按当前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综合运营成本估算，若将利率上限调降至20%，经营可能会有较大压力。究其原因，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综合运营成本主要由资金成本、运作成本、获客成本与风控坏账成本组成。
在资金成本端，除了少数大型持牌消费金融机构获准发行ABS与在银行同业市场拆借资金以获取低息融资，多数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仍依赖股东借款与信托渠道融资获取放贷资金，但这类资本运作的综合融资成本在10%以上。
在运作成本端，尽管科技赋能有效降低各项运营开支，但断直连所带来的征信环节费用增加，仍令操作成本维持在2%-3%。
在风控坏账成本端，目前持牌消费金融机构都通过聚焦优质客群，力争将坏账率控制在2%-3%以内。
在获客成本端，由于近年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优质客群获客成本不断上涨，目前这一成本普遍在6%-8%。
因此，他认为部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盈亏平衡点所对应的利率在20%以上。
记者获悉，目前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营收与利润增长，主要来自规模效应与利差收入。其中，受此前利率上限从36%调整至24%的影响，多家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在2022年上半年出现营收增长但净利润同比增速下滑的状况，比如招联消费金融在去年上半年实现营收84.16亿元，同比增长13.88%；但净利润19.37亿元，同比增长25.62％，较2021年上半年同期净利润增速166.7％有明显回落；兴业消费金融在去年上半年实现营收47.64亿元，同比增长23.15%；但净利润11.5亿元，同比增长12.31%，较2021年上半年同期净利润增速92.48％也有明显下滑；马上消费金融在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收57.01亿元，同比增长23.26%；但净利润5.84亿元，同比增长32.43％，较2021年上半年同期净利润增速239.2％同样下滑较大。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净利润同比增速较大幅度下滑背后，是利率上限调整至24%后，令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利差收入明显下滑，拖累净利润同比增速较大幅度回落。甚至还有不少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在缺乏规模效应与利差收入削减的共振下，出现亏损。比如去年上半年小米消费金融运营亏损9320万元，宁银消费金融则亏损3200万元。
前述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人士告诉记者，若相关部门将利率上限调低至20%，可能会引发新的业务风险。具体而言，原先持牌消费金融机构聚焦的客群，主要是信用评级较低，却能接受20%-24%利率的客群；一旦利率上限降至20%，他们将不得不与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争夺信用评级略高，可接受15%-20%利率的客群，此举一方面造成获客成本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不同客群存在不同的风控特点，若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未能及时调整风控策略，就可能遭遇新的业务波折。
“但是，我们绝不会向信用评级较低客群（利率合理定价在20%-24%）提供20%的利率，因为这会造成业务的风险收益比不匹配，业务风险进一步扩大。”他强调说。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利率上限调降至20%的市场传闻，比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更焦虑担忧的，是助贷机构。
记者获悉，在联合放贷业务遭遇从严监管导致分润模式渐行渐难后，助贷机构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呈现新玩法。
具体而言，助贷机构向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提供获客导流与风控辅助等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助贷机构所收取的服务费高低，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业务利润相挂钩。若利率上限调降至20%导致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利差收入与业务利润双双缩小，助贷机构所获取的服务费也将大打折扣。
上述助贷机构运营总监向记者透露，这些天他们找了多家合作持牌消费金融机构询问是否收到上述窗口指导，当得到所有持牌消费金融机构都未收到窗口指导的回复后，他才稍感放心。
“事实上，这些天通过我们平台导流并获取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信贷额度的部分借款人，都是按年化利率20%-24%签订信贷协议。”他告诉记者。这表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仍然遵循年化利率上限24%的规定。
记者多方了解到，受上述市场传闻冲击最大的，是“重资产”合作模式占比较高的助贷机构。
所谓“重资产”合作模式，主要是指助贷机构向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提供获客导流与风控辅助服务并收取服务费的同时，还需给出一定额度的风险拨备，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共同承担超额的坏账损失。即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坏账率超过一定数值，助贷机构需拿出一定自有资金（或从服务费收入扣除一笔资金），用于共同分担超额部分的坏账损失。
“现在我们特别担心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在收到上述窗口指导后，不得不向信用评级较低的客群（利率定价在20%-24%）提供20%的贷款利率，一旦此举引发更高坏账风险与更低业务利润，我们的服务费收入可能无法抵消风险拨备开支。”一位采取重资产合作模式的助贷机构负责人向记者直言。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利率上限调降至20%的市场传闻持续发酵，一个新的话题开始在业界蔓延——持牌消费金融机构还有多大的利率调降空间，才能既扩大消费信贷覆盖面又能让利于更多消费者。
前述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人士向记者直言，利率上限从36%调降至24%后，似乎很难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因为行业不少机构的综合运营成本在20%左右。若考虑到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与疫情等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坏账率变化，持牌消费金融机构能维持盈利也相对不易。
“事实上，在当前利率上限环境下，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客群分层显得相对清晰，比如银行与信用卡部门主要聚焦信用评级最高的人群，其提供的年化贷款利率基本在10%以内；大型互联网平台旗下金融机构则关注信用评级次优的人群，提供的年化贷款利率在10%-20%之间，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与小贷机构则更多专注信用评级较低的人群，提供的年化贷款利率在20%-24%，甚至小部分客群会达到36%。”他告诉记者。若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利率上限被进一步调降至20%，不排除他们只能与大型互联网平台旗下金融机构争夺信用评级次优人群。
在他看来，相关部门或许可以考虑优化业务考核体系、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发行更多ABS产品或参与银行间同业资金拆借业务以降低资金成本，引导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向信用评级较低人群提供更低利率的贷款金融服务，从而扩大普惠金融的“普”与“惠”。
多位消费金融业内人士指出，随着银行不断“市场下沉”，加之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也开始拓展优质客群，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客户分层边界正变得日益模糊。尤其是银行开始向某些信用评级较低的客群提供较低额度的信用卡服务或个人信贷服务，令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与大型互联网平台也感受到日益严峻的客户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的监管重点，未必会放在利率上限调整层面，而是如何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比如个别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感受到银行市场下沉所带来的客户竞争压力，开始以极低贷款利率招揽借款人，但名义贷款利率大幅调低的同时，借款人需支付昂贵的担保费为自己信贷额度担保，无形间又大幅抬高了贷款实际融资成本，甚至可能超过年化利率24%。”一位消费金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在他们看来，要让金融信贷更好地激发民众消费热情并带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金融机构不应聚焦利率价格战与客户争夺战，需在场景化金融服务层面下功夫。比如很多信用评级未必很高的小微企业主愿意支付较高的短期贷款利率，但需要快速获取资金拓展业务，如何满足他们的真实资金需求，恰恰是金融机构比拼服务能力并赢得市场口碑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