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2月15日举行“做优新时代刑事检察”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持续做优刑事检察工作，服务保障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工作情况。
据介绍，2018年至2022年底，我国共追诉刑事犯罪583万余件，比前五年上升9.5%。其中依法追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1400余件，危害公共安全犯罪43.5万余件（不包括危险驾驶罪），严重暴力犯罪23万余件，其他刑事犯罪515.8万余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谦介绍，五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变化明显，严重暴力犯罪发案减少。四十多年来一直占发案和被追诉第一位的盗窃罪，2019年开始退到第二位，被危险驾驶罪（醉驾）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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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犯罪持续下降，普通刑事犯罪案件仍然高发，要求检察机关依法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源头上实现定分止争、化解矛盾。
“需要强调的是，少捕慎诉慎押决不等同于只讲从宽而不讲从严，更不是放纵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国庆说。对于金融犯罪、腐败犯罪等，近年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五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变化明显，严重暴力犯罪发案减少。严重暴力犯罪主要包括杀人、重伤害、强奸、抢劫、爆炸等。
孙谦在发布会上介绍，总体看，严重暴力犯罪在数量上和占犯罪总数比例上都呈减少和下降趋势，相比前五年起诉人数下降27.8%。
2022年起诉杀人、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人数为近二十年来最低，严重暴力犯罪起诉人数占比由1999年25%下降至2022年3.9%。
孙谦还介绍，过去五年，起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人数始终处于低位运行，仅占犯罪总数的0.03%。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也整体下降，占犯罪总数的6.3%。
与此同时，在被追诉的刑事案件中，超过85%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不起诉的轻罪案件。人民群众安全感指数持续上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发案和追诉数量上，四十多年来一直占发案和被追诉第一位的盗窃罪，2019年开始退到第二位，被危险驾驶罪（醉驾）取代。2022年危险驾驶罪占被起诉总数的18.2%，盗窃罪占1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上升明显，2022年起诉此类犯罪12.9万余人，起诉数量已经占到第三位。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例，很多涉案人员是社会阅历少、参与犯罪时间短、实际作用小的初犯、偶犯，尤其是刚参加工作或者实习的大学生、务工人员，为谋生而误入犯罪组织。
“检察机关根据严重犯罪持续下降的情况，提出更好贯彻宽严相济，对轻微犯罪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努力做到对严重犯罪打击有力，对较轻犯罪处理恰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护有效。”孙谦在发布会上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8年被立法确立后，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孙谦介绍，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密切配合，努力推进这一制度的适用。被告人认罪服法成为常态，2020年以来一审服判率达到95%以上，从源头上实现定分止争、化解矛盾。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介绍，我国已经形成以认罪认罚为基本诉讼模式的刑事诉讼新常态。案件适用率稳定保持在85%以上，其他不认罪认罚案件只占一成左右。
“实际上近两年的适用率均在90%左右，但是我们对外、对下通报均以‘85%以上’为基本通报值，不搞排名，为什么呢？根本考虑还是在于确保办案质量，通过科学管理防止违背司法规律盲目追求更高适用率。”苗生明在发布会上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李奋飞指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发挥了“基石”作用。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国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就开始了量刑建议的改革探索。
苗生明介绍，实践中，量刑建议采纳率逐年提升，2022年98%左右，被告人上诉率（3%）、刑事案件申诉率（同比下降约34%）逐年大幅下降，当事人刑事和解率逐年上升。
当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检法互动方面。
李奋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作为审前程序特别是认罪认罚案件的主导者，检察机关必须通过审查起诉权能的行使，扮演好司法资源的调控者角色，在与辩护方的积极有效协商、沟通下，让大量无争议或争议不大的刑事案件纳入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来。
“尤其要敢用、善用不起诉权，让更多的认罪认罚案件在审前得以终结，从而避免更多人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他说。
李奋飞认为，即使是提起公诉的认罪认罚案件，也要在量刑建议的提出上狠下功夫，争取与审判机关协同建构起新型、良性的互动关系，既要避免量刑建议对量刑裁决形成过度压制乃至越俎代庖，又要防止量刑裁决权不受约束，对量刑建议进行“斤斤计较”的严格审查乃至“有错必究”。
李奋飞认为，要实现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既对量刑建议的精准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也有必要对法院“依法判决”的程序规制进行完善，还要求检法能够依法理性地看待被告人一审判决后的上诉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少捕慎诉慎押并不意味着对犯罪一味从宽。
陈国庆在发布会上说，一方面对严重犯罪应当依法严惩，另一方面对轻微犯罪，一般应当体现少捕慎诉慎押的轻缓政策取向。
“需要强调的是，少捕慎诉慎押决不等同于只讲从宽而不讲从严，更不是放纵犯罪。要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全面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充分考虑具体个案的特殊情况和社会公众的心理感受，区分情形、区别对待，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从重，对轻微犯罪特别是认罪认罚的依法从宽从轻，任何时候不能顾此失彼。”陈国庆说。
比如，对于金融证券犯罪重拳严惩。据介绍，5年来共依法起诉各类金融犯罪18万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厅长张晓津介绍，5年来，严惩“伪金融”“假私募”等非法集资犯罪，办理泛亚案，助推风险出清、精准拆弹。专项整治养老诈骗，严惩近万名假借“养老投资”行骗的犯罪分子。推进“断卡”“断流”“拔钉”行动，严打电信网络诈骗和关联黑产。全力反洗钱，起诉数上升33倍，遏制上游犯罪、防止因罪获利。严惩非法控制金融机构、掏空资产犯罪活动，起诉涉银行信贷犯罪1.6万人。
检察机关也是惩治腐败犯罪的重要力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介绍，从检察机关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情况看，当前腐败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现象突出，既有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国企、政法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或资源富集领域，也有以前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的行业，如粮食购销。”史卫忠在发布会上说。随着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开展以来，仅2022年上半年起诉的相关人员就达到了前两年总和的近三倍。
腐败犯罪手段隐蔽性、复杂性增加，以“影子公司”、“虚假交易”、“期权腐败”、政商“旋转门”等方式掩饰权钱交易本质案件增多。有的“腐败潜伏期”较长，不少案件犯罪时间跨度达十余年甚至更长时间。
涉案金额不断攀升，一些案件涉案数额动辄过亿，如华融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受贿金额达17亿余元。
领导干部亲属“寄生性”腐败犯罪层出不穷，家族式腐败问题日渐突出，其中有不少属于领导干部与其亲属共同犯罪，还有的领导干部亲属利用领导干部影响力大肆敛财。
史卫忠介绍，随着“受贿行贿一起查”深入推进，办理的行贿犯罪案件也有一些新特点。
部分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巨额行贿、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如行贿犯罪涉案数额在百万元以上的人数占比从2018年初的约14%上升至2022年的47%，巨额行贿带来更大的国家利益受损，如河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向江西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行贿500万元，使其公司股权被国有企业高价收购，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高达上亿余元。
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长期、向多人、多次行贿犯罪较为常见，如安徽马某行贿案，其为在承揽工程中谋取竞争优势，伙同他人向镇委书记、镇长、财政所所长等人多次行贿、数额巨大，镇委镇政府塌方式腐败。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单位行贿犯罪问题逐渐凸显，2013至2017年单位行贿案件占比约25%，2018至2022年单位行贿约占35%。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刑法》中规定有行贿罪，且对行贿罪规定了从宽处罚条件，但实践中还是存在一些滥用从宽处罚规定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现象。
而目前，重拳出击行贿，高度重视对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和标本兼治，有利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