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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目前，各地已经陆续出台了整治高价彩礼的政策。
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的高价彩礼现象，是导致出现大量“大龄剩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秩序的一个潜在风险，也成为降低中国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数与2021年相比减少85万人，出现60多年来的首次萎缩，出生率则从7.52降至6.77，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口问题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
中国生育率持续降低首先与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问题有关，从各省民政部公布的2022年的婚姻数据看，越来越多的地区初婚平均年龄接近30岁。从结构上看存在两个较大的极端，农村地区晚婚的男性越来越多，一二线城市晚婚女性数量也不断增长，他（她）们如果很晚才进入婚姻或者没有进入婚姻，会直接影响到生育率。出现这种现象，与人口大规模流动，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在婚姻实践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关。
在过去2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形成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定居环境的群体。大量女性从乡村流向城市并留下来，农村婚恋市场女性相对稀缺，这是高彩礼的重要原因。为了筹备足够婚姻费用，这些农村的男性大幅推迟了结婚年龄。与此同时，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3490万。性别失衡与女性更容易留在城市结婚，导致农村地区男性竞争更加激烈。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对11个省份开展了全国百村抽样调查，研究发现，2018年农村男性的婚姻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研究发现，在经济较落后地区，深受男权思想、祖辈责任伦理的影响，彩礼比较高；而在城镇化率较高、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能够负担起婚房的重要性凸显。
与在城市具有稳定职业的居民不同，年轻农民主要靠外出打工为主，未来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婚姻中更看重当前财富水平，高价彩礼形成了一种遴选门槛，将支付能力弱的排除在外。这不仅会导致普遍的晚婚，也会在部分落后地区形成“因婚致贫、因婚返贫”问题，以及更严重的光棍现象，影响到生育与社会稳定。
在城市，结婚由男性购买住房在中国被称为“丈母娘”刚需，即男性彩礼可以低，但需购买婚房。随着中国城市房价越来越高，这笔支出对于在城市年轻男性而言，可能比农村天价彩礼压力更大。当前，年轻人收支状况普遍难留储蓄，或者求助于家人支付首付，或者大幅推迟婚姻。即使筑巢成功，令人疲劳的工作、巨额的养育成本都会打击生育信心。
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女性，对婚育的热情也在下降。上周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在2021年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自2015年的6.1%上升至2020年的近10%，35岁以下的中国女性中，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在婚恋市场，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对配偶的要求条件至少不低于自己，而男性选择低于自己的女性更为普遍，从而形成结构上的错配。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生育率降低主要与发展不均衡有关，物质水平差异，导致在婚姻中过度重视物质条件，而与婚姻有关的住房与养育成本，又与人们的收入水平存在不均衡。因此，在整治天价彩礼问题的同时，要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以及以县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实现区域与城乡平衡发展。同时，加快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年轻一代提供与其收入相匹配的低成本住房，减轻婚育压力。否则，如果这些不均衡持续下去，就难以消除天价彩礼现象，也更难扭转越来越低的生育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