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生育登记取消结婚的限制”的新闻成为热话，引起不少争论。肯定与称赞声有之，质疑和诘问声也有之。实际上，去年5月广东省早已放宽了对未婚人群进行生育登记的相关限制，四川之举在省级而言并非首个。从广东之前出台的政策来看，不仅取消了登记限制，而且对孕妇的休假和相应措施，也均无婚姻限制。
全社会都很清楚，人口结构正呈现萎缩趋势，所以政府需要全部放出来各种举措的。所有这些措施，保障妈妈的权利，这是首要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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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撇除特定的传统和伦理因素思考，在生育登记中取消结婚限制是很正常的做法。一般没有妈妈在为初生婴儿办理出生证明时必须写上爸爸名字的硬性要求。在此之上，要求必须有结婚证才可以做生育登记就是更为严苛的做法了。即使有意见基于保护女性的角度认为，有结婚证才可以做生育登记事实上可以更好地保护部分弱势女性，但说到底免除这项要求更符合对所有女性生育权的尊重。否则另一部分更弱势的单亲妈妈将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
社会要正视这样一点：保护一些人的利益要靠牺牲另一些人的权利来做到，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保护所有妈妈的权利应依靠法律措施和社会保障的完善，而不是限制出生登记。广东彻底将妈妈该享受的福利保护息数与婚姻等社会关系剥离，这才是真正保护妇女，保护妈妈权利的方向。
当然，不必讳言，如果把事件放在人口结构萎缩的背景下来看，去年广东和今年四川的做法，不仅仅是出于尊重女性的权利，更有释放潜在生育量的考虑。
解除限制利好的是所有无法或不希望在已婚家庭中生育婴儿的女性，当中的组成很复杂，有被动的，例如分手后发现怀孕；也有主动的，如大城市中的部分“三高”女性。
放在北上广深讨论后者就更为清晰了。在这些城市之中，有一批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的女性，她们在职业上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足够经济实力养育下一代，但为了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即使有伴侣也不想被一纸婚书约束。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城市也同样存在，例如前法国总统奥朗德，其前任伴侣就是也曾竞选过总统的罗雅尔，他们有生育下一代但没有正式登记结婚。类似的“三高”女性，在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出现且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如果不放宽有关限制，那么属于这个群体的潜在生育量就无法释放。
值得思考的是，这个存量的释放，能否挽救下降中的新生婴儿总量？由于中国收入结构的笋状结构，能在大城市有稳定职业与社会地位且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就在笋尖，其绝对数或许数以万计，但相对于全国人口总量而言，在比例上却是微不足道，因此答案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她们所处的城市，尽管本地人口生育意愿不高，往往一胎就满足，但总有大量的中西部人口涌入求职，例如广东就是人口出生的大省。因此，为这些沿海大城市的单亲妈妈在出生登记上“松绑”只是锦上添花，添的也甚至只是第一胎。
一个社会的人口要正常繁衍需要平均每位妈妈生育2.1个婴儿，要人口结构能勉强稳定，这个数字最低必须保持在1.8以上。由此可见，如果从务实的角度看，焦点应放在如何让大多数妈妈有意愿生二胎，而不是少量未生第一胎的女性怎样能行动起来。
如果说部分人单身或丁克是现代社会价值观下的主观选择，那么生育的客观障碍仍然是经济问题。产假与就业、产后重返职场、照护压力与成本等，全部都是更实在的真问题。相对于它们而言，解除出生登记的结婚限制是一个无财税成本的措施。但未来要真的让妈妈们能放心生二胎，如何保证产假，对产检的服务和支持也应是无条件的，这些措施都是有财税代价的，这才是整个社会都不得不正视的真正挑战。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