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关乎国计民生，更关乎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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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社部数据，2022年，我国就业主要指标运行平稳，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预期目标任务。重点群体就业基本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3278万人，同比增加133万人。市场供求保持活跃状态，100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人倍率为1.46，继续保持在1以上。
2023年1月17日，在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指出，2022年我国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比2021年有所上升，主要还是受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影响。从下阶段看，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超过1150万人，就业总量的压力仍然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仍然突出，但是随着经济的好转，就业需求的扩大，岗位会相应增加，2023年我国就业形势有望总体改善。
如何看待2023年的就业形势？青年就业面临何等挑战？如何让近3亿农民工实现更加充分稳定的就业？人口负增长将对今后的就业形势带来怎样影响？灵活就业保障需要如何发力？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就前述问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曾湘泉对2023年的就业形势持谨慎乐观态度，他期待以扩大内需为抓手，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进而支撑稳就业。整体就业形势，特别是青年就业面临的挑战，与经济可否走出下行通道相联系，更与就业观念转变、教育改革推进以及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政策措施等有关。
曾湘泉认为，家政、养老等生活服务业存在大量人才缺口，引导青年就业观念转变、搭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引进外劳等举措值得推进。针对灵活就业，要通过标准化的规定稳定平台企业预期，并为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单独建制，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
曾湘泉。资料图
《21世纪》：过往一段时间疫情是就业的一大掣肘因素，随着各省份相继度过第一波感染高峰，如何看待2023年的就业形势？
曾湘泉：总体而言是谨慎乐观。就业形势能否保持稳定，在我看来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如果GDP增速达到5%至5.5%这一区间，那么就业岗位创造与就业质量提升均可以得到相应保障。
其次，尽管各省份相继度过了第一波感染高峰，但毒株变异是否会造成疫情反复，值得密切关注。疫情反复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或许是局部的、短暂的，但也不容忽视。
第三是就业优先战略的落实情况。近年来，有关部门在互联网、房地产、课外教培等领域施加了较大的监管力度，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也对青年就业造成了一定影响。建议在相关产业政策出台前对就业效果进行评估，在促进就业与实施必要监管之间寻求平衡。
《21世纪》：2023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58万人，再创新高。从劳动供求两端来看，青年就业面临怎样挑战？针对青年群体，就业优先政策有哪些落脚点？
曾湘泉：青年就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多大程度能走出由经济下行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低谷。
当然，结构性失业矛盾也很突出。在这其中，青年就业观念的转变是重点。当代许多青年人不愿意做蓝领，不愿意投身生活服务业，事实上家政等行业存在很大人才缺口。同时，企业环境和条件亟需改善。工资待遇是一方面，青年人也在乎工作环境、人文关怀等。
第三个挑战是学校改革的深度与速度。大部分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偏重理论与概念，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由知识传授到能力导向的教育改革亦是关键。
为此，就业优先政策有以下几项落脚点。首先，制定“一加一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一加”指的是深化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由政府承担部分用工成本，并为用人单位提供资金补贴、税费减免等激励性政策。我们通过调研发现，见习人员不仅在专业能力等“硬技能”上实现明显突破，也在团队意识、沟通能力、责任感等“软技能”方面取得一定建树。
“一减”指的是，如何逐步减少就业率低、培养能力差的学校、专业。有必要实施就业信息反馈工程，高校应定期发布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及工作岗位，在招生时方便考生信息共享。对于报考少、就业率低、匹配度差的专业，相关部门可酌情决定限期整改、合并或是停办。
其次，高校应为毕业生建立知识地图与能力清单，研究培养标准，构建素质模型。无论学生最后的去向是就业还是升学，学校提供的知识和能力培训要从岗位需求出发，实现因材施教。
第三，应重视职业指导队伍建设。中学、高校乃至社会，都需要有专业化的职业指导人才，避免学生在选择专业及择业时出现人力资本投资失误。
《21世纪》：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562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数量均出现增长（增幅分别为2.4%和0.1%）。在2023年，如何让这近3亿人实现更加充分稳定的就业？
曾湘泉：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还未出炉，从2021年的详细数据来看，农民工就业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本地农民工增速高于外出农民工，在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的增速高于跨省流动；二是男性农民工比重较大；三是农民工平均年龄继续提高，显著高于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四是受教育水平依然偏低，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五是从业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那么农民工就业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呢？首先是收入偏低，2022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是4615元，在城市里实现稳定生活存在困难。其次是居住条件较差，人均居住面积较小，基础设施有很大提升空间，极少部分拥有自己住房。再者，受户籍制度制约，农民工往往难以享受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应有的社会福利。第四，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还有待加强。
在我看来，眼下有几项工作需要推进。第一，要加强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工作。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时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回到农村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时，却只能带走个人账户的部分，单位缴费部分不能随同转移。这一问题应研究办法破局。
第二，要着重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从职业教育入手搭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发挥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职能，带动多渠道就业，适时向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行业倾斜，规范新就业形态培育等。
第三，重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较缩小收入差距而言，消弭生活品质的差距相对容易，通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归属感。
最后，是时候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了。本质上他们属于产业工人，无非一类属于兼业，另一类属于专业，应当根据其从业行业和职业切实开展产业劳动力统计和管理工作。
《21世纪》：2022年，我国出现人口负增长。这将对今后的就业形势带来怎样影响？
曾湘泉：受法定劳动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因素影响，人口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由人口变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依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工作搜寻期为4周而非12周的定义，我国当前的失业率是被高估了的。
当然，人口负增长也会导致一些新的就业问题。首先是少子化将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在人口高速增长背景下发展的行业，如各类学校、医院科室（如妇产科）等面临压缩、转移等。
其次是老龄化的挑战。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创造一些相关的就业岗位，但如何解决老龄行业人力资源的供需不平衡？
再有就是伴随老年抚养比逐渐攀升，社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压力也会上升。
对此，延迟退休、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都应当提上日程。由于滞后效应，鼓励生育即使能够见效，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更为可行的是，需要创造条件，提升60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此外，引进外劳亦值得考虑，可通过菲佣等职业化程度高的从业者带动国内家政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21世纪》：新业态新就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如何更好发挥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方面的优势，同时进一步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和权益保障？
曾湘泉：平台企业对就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轮子经济”和数字文化产业两方面。“轮子经济”大家都很熟悉，两个轮子是外卖、三个轮子是快递、四个轮子是出行，这些行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调研，在2019年，游戏、电竞、直播和网络文学等数字文化产业创造了3000万全职和兼职就业。
尽管与正规就业相比，灵活就业的就业质量参差不齐，但近年来伴随新经济、新业态的崛起，与平台经济相关的新灵活就业迎来蓬勃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为此，我建议研究制定《平台就业管理条例》，对平台设立、日常运营、职工招募、社保、薪资、劳资纠纷处理等提出明确要求，通过标准化的制度规定稳定企业预期。
其次，应当为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单独建制。目前灵活就业人员仅可通过自愿形式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由于劳动关系难认定，更是被排除在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范围之外。为此，应当在《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中加入灵活就业内涵和外延，以及该类人员参保形式及其实现路径等内容，明确强制参保要求。继而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如政府可为积极履责的企业提供税费支持，为个人参保提供补贴等。人社部2021年56号文针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首次提出要求，应当进一步深化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