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于全国中小学来说，仍将是一个拥挤的学年。
近期，多地发布2023年中小学学位预警。广州市多个区几十所中小学预警学位供给紧张。长春市多所小学预警称，小学学区生源数量已超出学校接纳能力。在浙江乐清这样的县级市，20多所中小学“红色预警”，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人数达到或超过学校拟招生计划数的100%。
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高的两年，这些孩子于2022年、2023年进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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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入学人口高峰，近期举行的地方两会上各地纷纷公布新增中小学学位指标。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主要城市2023年新增学位计划，普遍少于2022年计划数和实际增加数量。
新增计划为何留有余地？一方面，这固然可以给实际工作留出弹性空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形势下教育投入的捉襟见肘。
教育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4.01%，险守4%，比上一年下降0.21个百分点。这也是2012年我国国家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首次超过4%以来最低的一年。
适龄儿童入学和地方财政收入双重压力下，考验地方政府如何落实教育优先战略。
学位预警，来势汹汹。
近日，广州多区发布2023年学位预警明确，若学位“爆满”，将按购房时间的先后排序入学资格。
1月9日，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发布2023年公办小学学位预警通告，17所公办小学（校区）起始年级可能学位供给紧张。南沙区、从化区、增城区也先后发布学位预警称，多所公办中小学2023年学位供给紧张。
近年来，广州11区每年发布学位预警已经成为常态，2021年涉及学校多达117所。但往年的预警名单中大多是小学，而今年多个区的预警名单中提到中学，显示入学潮的流动性和长期性。
1月8日，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发布学位预警，4所中小学校区的学区生源数量已超出学校接纳能力，2所学校面临超出现有接纳能力的趋势。
截至1月初，成都已有8个区（市）县发布了学位预警，有的是部分区域预警，有的甚至是全域预警。
大城市学位紧张，县域学位也不宽松。浙江省乐清市教育局近日披露，部分公办小学、初中2023年-2025年施教区内适龄户籍人数接近或超过拟招生计划数，20余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呈现“红色预警”，还有学校呈现“黄色预警”。
据介绍，红色表示施教区内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人数达到或超过学校拟招生计划数的100%，黄色则为施教区内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人数介于学校拟招生计划数的90%至100%之间。
学位预警的背后原因，是今年9月即将入学的孩子正好赶上2016年至2017年的生育高峰。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1723万人。
这之前，全国出生人口超过1700万人还是在2000年，这之后，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就迅速滑落至1523万人，并持续减少至2021年的1062万人。
学位紧缺，意味着教室、师资、设施设备等资源同样短缺。秦皇岛市海港区曾在预警公告中称，重点预警学校将面临严重的教室和师资短缺问题。
师资短缺是结构性的，突出体现在音乐、体育、思政、劳动等学科教师短缺。
在近日举行的河北省两会上，民革河北省委称，目前存在劳动教育专任师资短缺、现有教师专业素养不足、实践能力欠缺等突出问题，建议将家政学专业毕业生补充劳动教育师资。
《天津日报》1月11日报道，天津市和平区为解决思政课教师数量不足问题，已储备思政课教师800余名，全部具备本科学历。
广州市教育局近日表示，体育、美育、科技等学科老师需求量大增。2020年以来全市持续招聘紧缺学科在编教师，截至2022年底，全市小学体育教师已按标准配齐。
增加中小学学位，成为各地政府开年的重要教育工作部署。在近期地方两会上，多个重要城市均提出了2023年计划指标，或提出了相应举措。
天津市将新增义务教育学位2.2万个、普通高中学位8500个。厦门市提出建成46个中小学幼儿园项目，新增5.9万个学位。武汉市计划新改扩建中小学25所、新增学位3.3万个。长沙市计划新增优质基础教育学位5万个以上。宁波市将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33所，新增中小学学位2.5万个。福州市计划新改扩建中小学13所，新增义务教育学位9000个。北京市近日提出2023年新增中小学学位2万个。
有的地方没有列出具体学位目标，只安排了学校建设指标。上海市提出2023年新建一批九年一贯制示范校、普通高中特色校。青岛市将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80所。济南市将开工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20所。沈阳市计划组建30个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联盟，综合改造40所乡村学校。郑州市将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15所、投用16所，持续推进高中段学校建设。合肥市将新建中小学28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地提出了新增中小学学位梳理，但这些指标能否满足实际需求？
从过往来看，各地实际新增学位数量，普遍高于或等于年初提出的计划数。这给实际开展工作留出了余地。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2021年至今，连续三年在年初提出当年新增中小学学位2万个，但2021年、2022年实际增加数量分别为2.8万、2.9万个，大幅超额完成任务。
但即使如此，北京市过去几年新增的学位就够用了吗？北京市“十四五”期间计划新增中小学学位共16万个左右，根据北京市常住出生人口数据，2016年、2017年为人口出生高峰，相应的，“十四五”学位供给主要应在2021年-2023年部署，但2021年、2022年的实际增加量只占“十四五”目标的35.6%。
也就是说，不管是为了完成“十四五”整体部署，还是应对今秋入学高峰，北京市2023年实际新增学位都要大幅超过2万个。各个区已经有所注意，目前7个区发布的计划数已经超过2.6万个。
近年来，北京市西城区、海淀区等热点学区学位十分紧张。有的学校不得不跨区借地办学，有的家庭高价购买学区房却被安排到相邻的薄弱学区。
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一份《2019-2020年对区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综合督导检查报告》指出，部分区规划编制过程中对学位需求的预测口径不规范，需求底数不准确。
“义务教育法要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地方政府因此必须要对学位进行前瞻性规划，出现学位缺口的原因可能是教育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没能做好协调，等到孩子入学的时候，才发现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
“大城市的学位规划其实相对容易，因为大城市的入学政策比较严格，便于预测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孩子入学。”熊丙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官方自揭问题之后，北京市又发布了《2021年对区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回访督导报告》，公布了2019-2020年综合督导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
根据《报告》，为了扩增学位，房山区将原规划的医疗用地调整为教育用地，西城区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四位副区长任副组长的工作专班。
然而，《报告》指出，部分区学位供给缺口仍然较大且存在加剧趋势，中小学专用教室被挤占、超规模办学、超规定班额办学、借址办学等情况依然存在。小学办学空间紧张的同时，初中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学位紧张之际，一些重要城市的2023年学位增加计划却颇为保守，大幅少于2022年的计划。
比如，天津市2023年计划数比2022年计划数少33%，厦门市2023年计划数比2022年计划数少26%；长沙市2023年计划数与2022年计划数持平；福州市2023年计划数比2022年计划数少50%。
但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仅比2016年少63万人，且人口向城市流动、适龄儿童在城市入学的趋势仍然存在，为何这些城市的学位增加计划却放缓了？
这背后，地方财政经费压力颇大。教育部教育督导局2022年6月介绍，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各地财政收支矛盾较大，普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义务教育投入面临困难，一些省份未能落实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存在缓拨、欠拨、挪用义务教育经费的现象。
2022年，多地开展教育督导，约谈了“两个只增不减”可能无法实现的县。比如，福建省就集体约谈了11个县（市、区）领导。
保证中小学学位供给，势必需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确保“两个只增不减”的声音，也频频出现在地方两会上。
确保“两个只增不减”，是指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这是教育优先战略的重要内容。
另外，有专家指出，正值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位结构性调整之际，地方政府应该阶段性采用政府购买学位方式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减缓新建公办学校带来的资金压力。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还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扶持措施。”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上海市从2022年秋季入学开始，将35所民办小学、52所民办中学纳入了“政府购买学位”。
在近期的广州两会上，广州市政协教科卫体委提交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基础教育学位供给的提案》中也指出，建议努力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的同时，短期内适当发挥民办教育补充作用来解决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