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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的经验看，新冠疫情对服务业冲击较大，往往会导致经济体在短期内增加大量失业人口，其中，年轻人受影响较大。此前，中国服务业也受疫情影响，如今年10月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7.9%。
以美国为例，16-25岁的年轻人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工作，更容易被疫情冲击，大企业应对疫情收缩时，会减少招聘应届毕业生，裁员也会倾向于选择年轻“职场菜鸟”。疫情也令美国年轻一代出现“在职离职”现象，其中许多人奉行“努力生活，消极工作”的态度。有调查显示，2021年以来，美国Z世代和千禧一代的工作积极性最差，仅为31%，创下历史新低。
疫情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也造成了较大冲击，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部分企业减少了招聘或者选择裁员。互联网、地产、金融、教育、文化等产业受市场、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出现行业性裁员现象，而这些知识型服务业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是为高校毕业生创造岗位的主要部门。
当前，中国就业压力主要集中在高校毕业生。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高达1076万人，创历史新高，预估明年毕业生人数更多。但是，最大规模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正好遇上疫情、行业周期、结构调整等因素，导致劳动力需求较弱，形成了阶段性的年轻人就业压力。其中一部分人不愿意从事工资较低的社会服务业和制造业工作，但市场又缺乏足够的高薪知识技能型服务业岗位。
过去几年疫情持续导致的经济冲击，会令新进入市场的劳动者产生“疤痕效应”。首先，这可能令年轻一代较为厌恶风险，也会削弱人们的乐观精神。而当经济复苏时，风险厌恶的行为偏好可能导致经济活力与冒险精神不足，形成消极保守的劳动就业氛围。而且，如果毕业生长期得不到稳定工作而处于待业状态，将导致人力资本受损，从而影响劳动力市场与高质量发展。
因此，在经济重启时，应该将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就业、人才培养以及高质量发展等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首先，通过扩大内需政策，扶持受到冲击的餐饮、零售、旅游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复苏，创造更多传统产业岗位。其次，是改革教育，培养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促进科技自立自强，以及培养更多技能型人才以适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此外，应该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知识型就业。我们应同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软硬兼施而非厚此薄彼。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两条腿走路。
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主要是以品牌代工形式向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未来，企业需要开拓新兴市场，更多地需要依托于自身的品牌出海。这种贸易形式的转变需要中国企业弥补品牌塑造、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不足，而赋予产品某种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则需要文化产业辅助。日韩等国在推动制造业商品走向世界的同时，也通过文化输出形成软实力，帮助扩大本国制造业的全球营销。
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逐渐消除疫情这一不确定性风险后，应该在政策上激励企业家投资于文化产业，给予他们足够信心。中国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制造业也处于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的转型过程，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是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结合点。
当前，我们有巨大的文化需求规模与市场潜力，但仍待建立起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需要通过大项目带动与产业政策推动，将更多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形成产业体系，鼓励他们在商业舞台施展才能而不仅仅是个体化创作，最终以文化产业的繁荣，促进全社会以更积极更乐观的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