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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的出台，我国防疫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近期一系列防疫政策不仅优化和调整了隔离方式，允许自愿居家隔离，还要求非高风险区不得限制人员流动。这意味着防疫政策对社会流动的限制基本取消。
中国经济或会面临一些来自疫情的挑战，随后进入“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运转。但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转向“后疫情时代”重启经济时，都出现了一些普遍性挑战。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避免像美国那样陷入系统性风险。美国重启经济时，刺激需求以及供应链扭曲、劳动力短缺等因素组合在一起，造成了高企的通胀以及被迫进行的激进加息，正面临经济衰退风险。
从目前一些受到疫情影响的城市看，出现了医药短缺和外卖快递效率衰减等问题。医药短缺主要是短期需求大规模释放造成的，以中国生产能力应该能够很快得到缓解，但这也表明各地方提前准备一些医药和民生用品非常必要，否则，局部短缺会引发抢购进一步扩大供应缺口，比如疫情初期欧美抢购卫生纸的风潮。外卖、快递、医护等行业因服务业特性，往往最早出现规模性感染，可能在短期内导致服务供给的大幅减少。不过，这些现象能够较快得到缓解。
从其他国家的经历来看，对经济构成较大冲击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参与率的降低。疫情对供应链较长以及以流水线作业为主的制造业影响较大。从越南的表现来看，去年受疫情冲击最严重时，大约130万名劳动者从城市流向农村。随后越南政府采取安排大学生到企业实习和就业等方式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经济重启时仍然有大量劳动力不愿进城，返城的劳动力则往往以跳槽方式选择薪水最高的企业和岗位。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劳动参与率偏低，但工资上涨较快。比如越南2022年第一季度用工短缺12万人，平均月收入比上一季度增加了100万越南盾（约合294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万越南盾（约合32.4元）。
在以服务业为主的西方国家，劳动力短缺与工资上涨也是普遍现象。比如美国当前有1100万劳动力缺口，从职位空缺/失业人数比例来看，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职位空缺/失业人数比例都高达2019年末的两倍之多，美国这一比例更达到1960年来最高水平。9月份接受调查的超过1.1万家日本企业中，50.1%表示正经受人力短缺。这表明不管是以服务业为主的西方经济体，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重启时都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
一种可能是，劳动力重返市场的速度相对于劳动力需求的上涨而言较慢，导致人力相对供应不足，有些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吸引员工。这可能会加剧离职或跳槽倾向，从而进一步造成劳动力紧张。在上述国家，由于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持续的通胀现象，也给劳动力提供了涨薪的必要理由。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也多为跨区域迁移的农民工，如果部分地区疫情持续，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部分农民工重返岗位的进程；又或者曾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繁荣后，可能出现就业结构的变化，更多劳动力流向能够给出更高工资并向消费端转移消化的服务业，从而可能造成制造业劳动力出现短缺。
此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1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整个行业司机缺口高达1000万人。如果未来一段时间，每天持续有一定数量的司机因感染而不得不停工休息，这将会造成物流行业效率的下降，并影响整个供应链效率与制造业运转。在美英等国，物流效率的降低以及货车司机的短缺都是引发通胀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中国的工厂有必要在春节前大规模人员流动之前，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流失做预案。比如对承诺按时返回的工人提供奖励，职工若感染也能得到带薪假期或其他福利等保障。订单业务比较繁重的工厂可以为员工提供奖金，鼓励他们就地过春节，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劳动力流失以及短缺问题。而对于整个物流行业关键领域的供给而言，需要政府从战略层面做出提前安排，对货车司机以及其他参与者进行激励，尽最大可能避免供应链中断。维护消费、生产与流通的经济正常循环，是“后疫情时代”重启经济时最大的挑战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