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水滴筹等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救助了很多人，但却有很多人在“践踏”这个公益平台。同时，互联网求助平台在审核、监督、法律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2月24日，北京雾霾，小微没有出现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约定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部，而是在急诊门口焦急地等待医生叫号。她的丈夫刘青2017年被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2018年8月底血小板植活后，肺部一直有感染，高烧不断。2月24日早上又突发高烧。
与记者相约的前一晚，小微觉得丈夫恢复得不错，认为自己一个月后就能回家看4岁的儿子了。刘青诊断出白血病时，这对夫妻刚结婚3年，仅治疗一周后，就花光了为儿子准备上幼儿园的3万元钱，现在已经花了200多万元了，基本都是借来的。
为了筹钱，小微之前使用过一次水滴筹，但发布几天后，筹款金额就停止增长，最后筹得11万元，而刘青在移植仓里的一次大出血就曾耗费10万元。水滴筹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其已经为超过几十万的大病患者提供了免费筹款服务，累计筹款金额超过120亿元，平均每位患者约获得几万元。
不过，很多人没有达到平均数。2018年底，娜娜为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女儿在水滴筹上发起30万元的筹款，但距离筹款30天有效期结束仅剩4天时，她仅仅收到6140元捐款。
2月26日，娜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水滴筹初衷是好的，但有人把他们的名声搞坏了，如有些经济能力不差的人也筹钱。
一直以来，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等都遭遇过骗捐事件，甚至还有平台携款逃跑的事，而且对于捐款的去向也没有公开的追溯渠道。“对于水滴筹这样的互联网募捐平台，无论是监督还是推广机制，都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目前，这些平台仅能够补充医疗基金缺口，在募捐数额上不能与红十字会等慈善募捐组织相比。”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王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当下互联网捐助游离在慈善法之外，资金去向等不受监管。
朋友圈的力量
见到小微时，她正在内科门诊室门口等待叫号，穿着黑色羽绒服，戴着口罩，眼神焦急。内科诊室门口空间狭小，刘青暂时乘轮椅坐在大厅里，距离刘青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已经过去一年，但他依然瘦得皮包骨头。因为免疫力较常人低下，刘青戴着厚厚的口罩，灰色的毛线帽子也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
采访前一天，小微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约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部的一楼大厅碰面，之所以不在他们的出租屋见面，小微说，不想让丈夫听到钱的事情，怕他担心。
谈到使用水滴筹的经历，小微感觉很不好意思。“链接我只转发了一次，我丈夫也是。我们没有整天刷屏，因为基本上我朋友圈里的人都去山西的医院亲自看过，也给过钱。后来知道我们要来北京，就又给了一次。如果一直转发，实际上还是在和他们要钱，我们张不开嘴了。”
小微说，她是从微信朋友圈里接触到水滴筹的。刘青的主治医生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后，建议我们公众筹款，当时正好看到一个家里孩子得了白血病的朋友使用水滴筹，所以一边捐钱，一边就点开了页面上的“我要筹钱”链接。
在水滴筹申请大病筹款的页面上，小微写道：“我丈夫因为身体不适去山西大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医生让我先准备50万元，才能保证治疗不会中断。这个数字对我们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因为着急用钱，从发布到提现，小微只用了一周时间，期间共有3505次捐款，筹集112353元。从水滴筹上显示的提现申请来看，筹款所得主要用于第二阶段细胞增长的治疗。
而现实花费远不止这些。2018年2月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后，刘青一直住院治疗，直到近日才出院，为了照顾刘青，小微2017年辞职了。现在住在医院附近的出租屋里，因刘青是病人，他们不能和别人合租，只能租下医院附近的一个两居室，每月租金7850元，还有日常医疗、护理费用。目前费用已经超过200万元。
筹来的11万杯水车薪。目前，山西省医保年度最高报销额为60万元，加上水滴筹的11万元，如果按200万花费计算，小微还需承担至少129万元。“自从过了200万，我就不怎么记账了，为了不心疼钱，索性就不记了，但我们还是很感激水滴筹和亲戚朋友。”小微说。
不少重疾患者的家庭将水滴筹等当做救命稻草。在微博搜索“水滴筹”关键词，按照实时排序，每隔几分钟就可以刷出一条新的筹款微博。为增大曝光量，还有用户刷屏式转发。目前，微博上水滴筹这一话题阅读量为3.8亿，讨论数达139.9万。
王莹说，水滴筹、轻松筹等互联网筹款平台都是依靠朋友圈的力量，他们所在的平台不能做推广。“水滴筹是熟人机制，筹款者在转发过程中增加曝光。同时也是一个监督机制，基于社交网络的传播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虚假筹款的行为。”
其实小微还算幸运。2018年底，娜娜的女儿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告知还需30万元治疗费用后，娜娜在水滴筹上发起了款筹。但2月26日在娜娜发布筹款后的第26天，她仅收到6140元，彼时，距离筹款30天有效期结束仅剩4天时间，娜娜在水滴筹的专属顾问也不再回复她的问题。
“我的亲戚朋友少，没有人帮我转发，每天都是我一个人转发一下，转发多了，亲戚朋友们烦了就把我屏蔽了。”现在，娜娜还坚持每天在微博上转发链接，希望能得到陌生人的帮助。
谁让天使折翼？
对于筹款链接的转发途径，水滴筹微信公众号上解释，“您可以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友好友或同事一起为您转发，转发的越多，扩散的范围越广，捐款才可能越来越多。或者请您联系当地新闻媒体的微信公众号，请他们帮您转发。”也就是说，在现有机制下，水滴筹并不为筹者提供公共曝光机会，用户只能依靠其个人社会资源传播。
2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看了国内其他两家主流互联网筹款平台的情况，爱心筹的客服表示，其为个人自救平台，不是慈善组织，不能帮助用户在平台上曝光;轻松筹的客服表示，凡是符合条件的筹款人都可以申请首页推荐，这一条件包括实名证实次数大于20次、项目自筹时间超过7天等基础条件和贫困证明或残疾证、低保证的资料要求。
王虎告诉记者，目前，法律没有对相关平台推广机制的规定，类似行为还属于法律模糊区内。
在小微、娜娜们因社交资源限制筹不到款时，还有人滥用这一平台并不稳固的信任度，让本就不易的筹款变得更加艰难。
2018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等平台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倡议书自律倡议书》提到，当前，个人大病求助需求量大、家庭财产状况核查比对复杂度高、平台审核甄别力量有限，多方面原因导致个人求助领域存在鱼目混杂现象，个别严重失信事件甚至成为媒体报道、舆论炒作的热点，极易形成“破窗效应”，透支社会公众的同情和信任，最终使真正需要帮助、处于沉默状态的广大困难群众健康权益受损。
2018年7月，南宁一名为邓芳英母亲被网友曝光：在水滴筹平台筹得25万元善款的邓芳英同时拥有多套房产和一辆高级轿车。随后，水滴筹对其展开调查，邓芳英一家也将募得善款全部退还。
在一系列类似事件发生后，互联网筹款平台如何对筹款人信息及善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和核实的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
王莹介绍，水滴筹主要依靠熟人机制和医务人员认证进行核查，但在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医护人员不愿意为筹款人对筹款金额认证，导致不少筹款人只能按照估计的金额筹款，另外监管部门也没有相关文件支持。“水滴筹区别于慈善募捐组织，只作为医疗救助补充，对于无法筹集到足够善款的筹款人，水滴筹正在引导其与慈善组织对接。”
2月26日，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总裁于亮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轻松筹平台实行机器人工智能和审核员双审核制度，并正在与全国两百多家大型三甲医院和专科医院合作，根据不同类型的疾病制定了相关费用区间的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经投入使用;爱心筹新闻发言人王彩儒表示，用户在爱心筹筹款的全过程共有三个阶段的审核，包括身份信息等基础审核、发布后的实时风险排查审核和筹款结束后的综合风险审核评估。
一系列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兴起背后，是我国大量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在2018年4月召开的健康扶贫工作见面会上，国家卫健委财务司副司长刘魁提到，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均在42%以上。
王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目前在联合更多互联网求助平台加入上述自律公约组织，更好地自律，互相监督，将失信的人拉入黑名单，也希望能跟征信部门取得联系。“目前除了互联网求助平台、慈善机构，国家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关注重大疾病的救助问题。”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我国医疗救助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对对救助对象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补贴;二是对救助对象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及其家庭难以承担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自负费用，给予补助。在补助标准上，则因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救助金筹集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政府补助以外，重疾病险也在我国流行起来。重大疾病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为保险对象，当被保人患有上述疾病时，由保险公司对所花医疗费用给予适当补偿的商业保险行为。目前，包括平安、华夏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都推出了相关保险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