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住的母亲和被忽视的女儿
(资料图)
2000年12月10日，年仅三岁的日本女孩村田真奈，被年轻的父母放进纸箱近二十天，期间几乎没有任何进食，最终饥饿致死。惨剧发生时，真奈的父母育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在案件公开审判的进程中，母亲雅美生下次女。
这是曾经震惊日本社会的爱知县女童死亡案。案件曝光后，日本纪实文学作家杉山春历时三年半追踪调查，在《育儿放弃》一书中详尽呈现细节，使这起惨绝人寰的悲剧重回公众视野。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真奈案的新闻热度日渐消退，但类似的虐童悲剧还在不间断上演，频频刺痛着公众的神经。“永远有孩子死得惨无人道”，杉山春绝望的话语无疑是一句警示。面对消失的生命，悲愤谴责之余，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探讨，真奈案引爆的思考远未结束。
被忽视的“儿童忽视”
在杉山春看来，真奈案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还是一场社会悲剧，深刻揭示出日本的“育儿放弃”现象。
这一现象并不罕见。2020年6月，单亲妈妈梯沙希为与男友外出游玩，将相依为命的女儿独自留在东京的家中8天，致其饿死，事后还伪造证据，制造一直陪伴女儿的假象，被日本网友斥为“鬼母”。梯沙希曾经也对女儿疼爱有加，但后来失去家庭支援的她，外出上班时不得不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时间越来越久，也越来越频繁，却从未向外界求援。面对警察的询问，她表示“带孩子真的很累，我也需要轻松一下。”最终，法院以遗弃儿童罪判梯沙希8年监禁。
而刺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枪手山上彻也，也是“育儿放弃”的受害者，在电影《REVOLUTION+1》中，描述了他的成长经历：父亲早亡，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子女，为寻求救赎，加入统一教，从此，频繁去往韩国“朝圣”，对孩子们不管不顾。
在鬼母案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警察厅表示，2019年全日本警察向儿童咨询所通报疑似遭虐的儿童人数总计98222人，其中有8958人属于父母“放弃养育”。
“育儿放弃”的背后，是长久的儿童忽视，这一问题甚至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存构成威胁，已引起全球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暴力和卫生报告》中将“儿童虐待”（Child Abuse）分为四大类型：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与忽视。其中，“儿童忽视”（Child Neglect）也被视作一种特殊的虐待形式，主要表现为严重或长期忽视儿童的饮食、衣服、住宿、教育及医疗照顾等基本需求，以致危害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或在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令儿童面对极大的危险。
在真奈案中，真奈虽为饥饿致死，但她长期遭受着身体、情感、医疗、安全等方面的一系列忽视。三个月时，真奈的体检结果还是发育状况正常。十个月时，真奈遭遇脑部创伤事故，期间多次出入医院，并接受手术治疗。正式出院以后，她变得更爱撒娇和恶作剧，真奈的父母因此经常出现易怒和打骂行为。
一岁半时，真奈的体检显示发育迟缓，母亲雅美为此觉得丢脸，父亲智则对此漠不关心，一个月后，家里的长子大地出生。与大地的备受宠爱相反，真奈由于调皮捣乱，直接被围栏隔在狭小的空间，无法同父母和弟弟接触。此后，真奈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昏暗脏乱的区域，有时还会被独自关在家里挨饿。真奈的身心健康严重受损，体重暴瘦，甚至被捆在纸箱里度过她的三岁生日，不久后在纸箱里默默死去。
真奈案并非孤例，我国也发生过类似的惨案，如南京饿死女童案、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案、流浪儿童垃圾车闷死案、老鼠咬伤儿童案等等，极端的案例难以计数。在忽视问题不断凸显的同时，儿童忽视现象本身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我国开展儿童忽视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整体比较薄弱。另一方面，相比其他三种虐待形式，由于被动性、长期性和难以判定的特征，儿童忽视受到的社会关注一直较少。儿童专家潘建平曾做过大量儿童忽视研究，指出“虽然忽视也可以造成可见的证据，例如营养不良，甚至死亡，但它却比虐待更难界定和评估。此外，在一些情况下，很难将虐待和忽视区别开来，而且这两者常常是共存的。”
“儿童忽视”问题的被忽视，使得长期潜伏在儿童身上的忽视难以被察觉，不仅对儿童身心发育造成毁灭性打击，还有可能引发惨绝人寰的悲剧。
忽视的代际传递
根据杉山春的采访调查，真奈生前遭受的“儿童忽视”，也曾不同程度出现在她父母的童年时期。在真奈父母的原生家庭和真奈的家庭间，实际构成了“儿童忽视”的代际传递。
真奈的母亲雅美，一直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因为夫妻关系破裂，雅美母亲两次离家出走。极度困窘的境况下，雅美承担起照顾弟弟和料理家务的重任，以填补母亲的空位。在雅美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漠不关心，母亲若即若离，她内心的情绪无处释放。就读初中时，因为遭受欺凌而频繁逃学，她与老师和同龄人之间也难以建立情感联结。初中毕业后，雅美遭遇强暴，但没有得到父母及时的理解和帮助，后又因卷入人际纠纷退学，低自尊和孤独感长久伴随着雅美。
真奈的父亲智则，同样成长于贫苦的家庭中。父母关系不和，父亲沉溺赌博，弟弟事故丧生，智则长期承受着母亲的打骂。后来随母亲组建新的家庭，但未能与养父形成亲密的关系。智则的童年漂泊不定，长期生活在动荡和巨变之中，后因改姓遭受同学欺凌，他不懂得如何向大人求助，也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智则最终将游戏当作自己的避风港，养成了遇事逃避、麻木不仁的性格。
审判过程中，犯罪心理鉴定师加藤分别对二人的性格给出描述：雅美的内心汹涌着“自身无法消解、厌恶至极的痛苦，受害者心态，缺乏自信，有强烈的不安”等诸多情绪；智则由于缺乏被母亲接纳的体验，且又承受了被人欺凌等心理负担，“未能完成恰当的社会性成长”。在鉴定书的帮助下，这对年轻的父母才第一次客观看待自己和对方的性格。
案发被捕后，雅美写信向母亲倾诉衷肠，恳求母亲的理解和原谅，但母亲没有做出回应，甚至未经雅美同意就先向媒体公开信件，还在日后减少了探望次数。智则的母亲劝说智则离婚未果，选择断绝母子关系。雅美和智则都遭到了父母的拒绝或抛弃，彻底成了无根的飘萍。
在采访雅美母亲秀子时，杉山春发现雅美和秀子的“做法有很多相似之处”：离家出走后的秀子模模糊糊地感受到孩子们的处境艰难，但只要他们还能应付，便故意不问。雅美模模糊糊地知道真奈日渐衰弱，但对此视而不见。面对智则父母断绝关系的举止，杉山春感慨“智则的父母仿佛认为，给自己抹黑的孩子就该被抛弃。真奈一岁半体检时，智则得知她发育迟缓，就对她不再关心。不愧是亲生母子，在这一点上讽刺般的相似。”
很显然，真奈经受的忽视，是雅美和智则所受忽视的叠加。家庭间相似的“儿童忽视”行为，夫妻间相似的个体心理障碍，最终变为代际传递的“儿童忽视”，将真奈推入深渊。
被困在孤岛的母亲
然而，代际传递的忽视似乎并不足以导致悲剧直接发生，毕竟雅美和智则都平安长大，且在抚育真奈的过程中，雅美和智则的父母也适当给予帮助。那么，导致真奈的命运一步步滑向无可挽回境地的，还有什么？
作为纪实文学作者的杉山春，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她在追踪案件成因时敏锐地发现，真奈的父母在育儿分工上严重失衡，母亲雅美独自承担着育儿的一切。正如前文所述，父亲智则始终扮演着专注工作的局外人角色，甚至在真奈出现健康状况后，滋生出更加强烈的逃避情绪。接受审判时，智则坦率地承认“我一直认为男人就是负责工作，女人就要负责家务和育儿。”智则对育儿分工的畸形认知、对育儿困难的错误想象，都如牢笼般困住了雅美。
“育儿就是现实本身，是真刀真枪的胜负对决”，这是杉山春对育儿给出的犀利总结。然而，在雅美身上，这场对决变成了孤军奋战，其他家庭成员都处于隐身状态，社会救助机构也没能及时伸出援手。
真奈出生时，雅美年仅十八岁，智则即将高中毕业，这对年轻的父母尚未预料到育儿的难度。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条件较差，加之严重的原生家庭问题，二人在物质和心理上都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在雅美独自育儿期间，真奈先后经历的重病手术和发育迟缓，无疑激化了雅美初为人母的焦虑感和挫败感。而本应给予关心和支持的智则，对此表现出的漠不关心和不愿理解，更是将雅美逼上孤岛。
让人痛心的是，回顾雅美的成长轨迹，身为一名女性，她在女儿、妻子、儿媳、母亲的角色中得到的只有被忽视、被孤立、被拒绝和被瓦解。尽管如此，为了维持父母和丈夫的爱，填补内心的不安，她始终隐藏着焦虑和痛苦，拒绝向任何人求助。
当无力和绝望将雅美吞没，迫使年轻的母亲一步步跨过那条不可触犯的界限时，这不光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的悲剧，更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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