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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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之一是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我们重磅推出《“港”创科25人》高端对话系列，计划采访25位香港创科业界领军人物，涵盖政、产、学、研、金多个领域，探索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路径与方法论，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本期为第十一期，让我们聚焦麻省理工香港创新中心执行董事冼超舜。
香港以低密度、富人豪宅聚集著称的九龙塘，屹立着一栋白色外观的大楼——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这座建筑的二楼，则是麻省理工香港创新中心（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下称“The Node”）所在。
“这里是除了我们大学在美国的校园以外，唯一一个使用MIT命名的地方。”麻省理工香港创新中心执行董事冼超舜解释道。
一个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顶尖高校，一个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化都市，凭借这座“创新之桥”相互连接。
冼超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手持一本书，名叫《Made By Hong Kong》。这本1997年出版的图书，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撰写而成。书中探讨了香港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其中更是指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重要性。这一点也恰与香港创科的发展现状有些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香港独特的位置、与内地城市之间的关系，都让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看到了这座城市在创科方面的潜力。
2017年，The Node正式落户香港，并为该院学生、教职人员和科创人员创业工作提供支持，助力将创新的想法从实验室推出市场等。
“研究生期间，我曾在MIT待了大概6个月，在那学习到的一些理论对我影响很大。”冼超舜坦言，“做高科技做了25年之后，我发觉我的Passion（激情）变成了教育。”
冼超舜就读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并获得管理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Nortel、思科等公司出任多个重要职位。加入The Node之前，他担任VMware（威睿）公司香港区总经理。
本身在信息技术与科技行业具有25年经验的他，也怀揣着对香港发展创科的愿景，以MIT The Node为起点投身创科教育事业。
“最重要的是，那条（创新的）桥不要断。”冼超舜表示，“我们会安排不同课程，期望有更多学生从美国过来（香港）；也希望将香港的学生与内地企业更好地连接起来，这就是MIT The Node所做的事。”
冼超舜。资料图
如果要论从麻省理工学到的众多理论中，哪一条最关键，那一定是“不动手不算数”。
冼超舜在采访过程中屡次提到这六个字，甚至The Node的背景墙上，也有强调动手能力的拉丁文标志。
冼超舜举例道，几位香港中学女生，因其中一位家人罹患认知障碍，便以此为“目标”，设法通过编程来解决问题。
“他们在App里设置了程序，当患者不知身处何处时，便可以通过按键，唤醒程序发出家人的声音，以此帮助患者。”冼超舜感叹道，“借助编程，动手做出一个东西，帮助到别人，这就是我们MIT的理论。”
中小学的创新教育可以说是整条创科生态链的最前端。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2年的《施政报告》中曾表示，将在香港的中小学间大力推动STEAM教育，为学生打好基础，配合香港未来发展创科的大方向。其中包括在2024/25学年前，实现至少四分之三的公帑资助学校于高小（小学四年级-小学六年级）推行强化编程教育；并在初中课程加入创科元素，如人工智能等。
所谓STEAM教育，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s），数学（Mathematics）多领域融合的综合教育。在冼超舜看来，以编程为代表的STEAM教育确应“从小抓起”。
“编程是一个方法论，就是一步一步解决问题的方法，”冼超舜强调，“小学是（学习编程）的最好时机，其实不需要（学生）像黑客一样，但是能够（把解决问题的程序）一步一步做出来，这非常重要。”
动手能力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中小学教育。事实上，它在科研的生态链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其背后蕴藏的是将想法落地，乃至产品化、商业化的能力。
“很多大学教授的Idea（想法）具有创新性，科研非常强，但是他们做商业化的能力相对较为薄弱。”冼超舜坦言。
事实上，香港特区政府也早意识到这一问题，曾在2014年推出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TSSSU）、2016年前后推出院校中游研发计划等，推动科研成果的落地。
香港贸发局的资料显示，截至2020-21年度，TSSSU计划共向293间初创企业发放约2.88亿港元的资助。其中超过160间获资助的初创企业已在市场上推出超过200项产品或服务；超过120间已从业务取得收入。
但这还远远不够。2022年10月，香港特首李家超又在《施政报告》中宣布设立100亿港元的“产学研1+计划”，由2023年开始以配对形式资助不少于100支有潜质成为初创企业的各大学研发团队分阶段完成其项目：首先在3年内将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随后两年则将科研成果商品化。
在冼超舜看来，要想打通这条创科生态链，与内地的合作至关重要，他将其形容为一个很好的“跳板”。“内地的C端做得非常好，相对来讲，香港的B端则更胜一筹，两个地方的融合合作将会浮现很多机会。”
在他看来，医疗、金融科技以及AI（人工智能）三方面，或将成为香港发展创科的突破口。
以医疗为例，香港拥有深厚的医疗健康、生物科技科研基础；资金方面，香港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中心。此外，冼超舜指出，香港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即背靠祖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内地有关医疗的数据可以来到香港（在保证隐私规范的前提下），这些数据能帮助香港的研究机构、大学做多么多的研究。”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金融业的创新备受关注。冼超舜观察到，在疫情影响下，香港保险科技的发展迅猛。
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香港共有四家虚拟保险公司获得香港保监局牌照，并在疫情期间通过遥距投保等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事实上，疫情所造成的社交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推动了保险科技的发展。
目前，香港约有80%的保险公司透过数码平台吸纳客户、提供服务；并有12%的保险从业人员从事与科技相关的工作。“保险不单只是传统的（售卖保单），从吸引客户、介绍产品到买卖产品的全过程，都有很多科技发挥的地方。”冼超舜表示。
自2017年，香港保监局推出“保险科技沙盒”等先导计划以来，当局一直着力促进香港保险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去年11月，该局行政总监张云正表示，保监局正研究跨地域的数据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接口）连接，并将于今年首季度进行API框架咨询，鼓励行业采用开放API等。
科技创新的大进程中，数据无疑是“骨架”般的关键存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出，目标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0%。《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亦提出加强大湾区内的创新科技合作，香港与广东政府亦计划共同加强区内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等。
在冼超舜看来，所谓数字经济，并非单纯指“数据即经济”，而是要充分发挥数据的用处，做出更多创新产品。他强调，“重要的数据有三类，一是金融数据；二是保险数据，三则是和医疗有关的数据。”庞大的数据库如何能在香港、整个大湾区内安全、自由地流动，将为创科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以下为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与冼超舜的对话实录：
《21世纪》：我们知道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有着很深厚的渊源，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作为麻省理工在海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落地？
冼超舜：1997年，MIT出版了一本书叫《Made By Hong Kong》（《香港创造》），这本书主要探讨了香港的地理优势以及香港与内地、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的关系，当时我们就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地方。
我们的校长来到香港之后，就发现香港非常适合做创新研究。因为当时香港有很多关于创意、创业的需求，而MIT里就有很多好的方法论，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将MIT带到香港。The Node是全球唯一一个，除了美国Cambridge（剑桥市）的校园以外，用到MIT这个名字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将香港优势带给MIT，也能将MIT优势带给香港，The Node就是我们的桥梁。
《21世纪》：我们知道The Node在成立之初有“创新之桥”的定位，您觉得这样一个定位和香港本身的特点有什么样的契合之处？
冼超舜：在当时，这个想法算是非常超前的。我本身是香港人，回到香港20多年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对于创科发展来说，是非常好的时机。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有很多非常好的研究，我们希望将大学的研究演化成为商业化的产品。
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可以帮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不单只是可以做科研，同时也可以进行创业，成为商业方面的人才。我觉得现在是香港，以及整个大湾区发展的最好时机，让我们将“桥梁”能够搭建起来。
《21世纪》：您之前在科技行业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投身到创新教育呢？
冼超舜：攻读完研究生之后我就开始工作了，工作的（前）25年都是在加拿大、美国以及中国香港做高科技产品，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但是做了25年之后，我就发觉我的passion（热情）转变到了与教育相关的部分。
我对MIT有着特殊的感情，研究生的时候，我在MIT待了大概6个月，学习MIT的一些理论，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MIT找到我交谈，我也有机会去波士顿，到了MIT一趟。当时，我就发觉这个工作非常合适，对我来讲，它能够给我另外一个台阶，让我能够学到新的东西。
《21世纪》：根据您和MIT的交流以及您在那边的亲身体验，在推动创新创业方面，您认为MIT有哪些比较先进的经验可以给香港的高校去借鉴学习？
冼超舜：可以借鉴学习的非常之多。现在香港的学校研究做得非常好，但在转型成为产品方面还需要多一点努力。所谓的0到1现在已经有了，但是还有1到10，10到100。MIT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单只在研究方面，还有在产品化方面也做得很好。
我们的箴言叫Mens et Manus，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是“mind and hand”（思考和动手）。MIT里面有一句话是“It is very hard not to build”（很难不动手建造），所以说动手能力在MIT里非常重要。我觉得香港的大学应该在学生动手能力方面给予更多的机会。
第二，我们希望香港的大学能够帮助大学教授们，将他们的idea（想法）进行创新。我也帮了不少的Startup（初创）公司，但是他们商业化的能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我们香港有那么好的商学院，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些商学院将教授的东西进行转化的话，将会有一个很好的跳板去发展创科。
《21世纪》：我们知道香港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创新教育，去年政府的施政报告就提出了要推动STEAM教育。在2015年的时候是叫STEM，比现在少了一个A。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冼超舜：STEAM跟STEM之间就差了一个A，A指的是art（艺术）。最近我们发现，在创新创意上，arts的部分和文化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最近有一个东西叫Generative AI（生成式人工智能），在Generative AI里，我们能够生成一些有创意的照片，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另外，coding（代码）和programming（编程）部分也很重要。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写编程，但是要明白怎么利用编程，像最近我们说的Chat GPT能够自动做编程。实际上，编程是一个方法论，就是一步一步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小学是一个学习编程的最好时机，但我们不需要学生们达到黑客级别，只需要学一些基本的编程。我们希望能够帮助香港的小学生，将编程课程推出来。
《21世纪》：The Node最近有没有和学校或者学界进行一些合作，共同推动STEAM教育？
冼超舜：非常多。MIT的有个教授名叫Hal Abelson，他创建了一个编程网站叫App Inventor，这个网站的特点就是非常容易做出编程，而且编程的结果能够在手机进行体验。我举个真实的例子，香港有几位中学女生，其中一位的家人患有认知障碍，她们就用App Inventor做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告诉老人他在哪里和要做什么。
而且非常人性化的一点是，这个程序发出的声音是家人的声音，你可以想象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人，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程序听到他的女儿或者儿子告诉他在哪里或者要做什么，这对一个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来说非常有用。
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我们的编程不是为了编程而编程，我们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帮助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这就是我们MIT的理论。
《21世纪》：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因为家里的老人有认知障碍，所以中学女生去开发程序帮助老人。根据问题去探索解决方法的这一套方法论，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创新教育中？
冼超舜：是的。所以我们将会和赛马会合作推出一个AI课程，希望可以帮助4-6年级的学生。你可以想象，将来大部分香港的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已经练了好几年的编程，如果进去大学之后攻读经济学、历史或者法律，都可以将编程的方法用起来。编程这个basic（基础的）部分可以运用到不同领域，也可以帮助改变学生们的思路。所以，MIT就是强调动手能力，不动手不算数。
《21世纪》：在科研的转化、产品的落地以及商业化方面，现在香港还有哪些地方或者哪些突破口值得我们去探索？
冼超舜：第一，我觉得在医学医疗发展方面，香港有机会能够做得更好，香港在医学医疗领域拥有world class（世界领先级别）的研究。第二，Fintech（金融科技）部分，因为香港有深厚的金融底蕴。第三，AI，特别是在AI Robotics（人工智能机器人）方面以及Data Science（数据科学）方面的研究非常之多，这三个部分我们绝对能够做出来。
《21世纪》：在科研转化方面，香港怎样去发挥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联动起来，共同完善这个生态圈？
冼超舜：这几年，内地的经济与创科有了很大的发展，我觉得香港和内地在非常多的方面可以进行合作。因为内地的C端做得非常好，B端相对来讲没那么好；但香港的B端做得好，C端做得没那么好。所以，我觉得香港和内地城市在这方面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21世纪》：香港一直被称为是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不仅可以和内地的城市合作，也和国际有非常多的往来。您觉得香港还可以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像麻省理工这样的海外高校或者创新企业来利用好香港这个平台？
冼超舜：我自己在香港出生，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我感觉香港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地方，我在香港生活得非常愉快，这里的生活也非常安全。
我认为香港要一步一步地向世界更加开放，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学生从美国过来，我们也安排了不同的课程吸引学生们过来。第二就是希望香港的学生跟内地的企业能够多一点联系，因为有一部分香港的学生做得特别好，内地也可以学习一下的。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中间的桥梁不要断，这也是MIT希望能够做的事。
《21世纪》：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创新领域，你有观察到什么样的新趋势？
冼超舜：最近香港有几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希望可以帮助一些Family office（家族办公室）落地香港。家族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里面的基金大部分不是一个上市的基金，有一部分的基金是用来追求return（回报），但是有一部分用在环保、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跟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上。对我来说，这部分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另外就是Virtual Assets（虚拟资产），我们也知道最近有关于加密货币相关公司FTX破产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部分，香港其实是可以发挥Regulatory Technology（合规科技）的用处。我觉得这个部分香港也能够发展虚拟资产。
第二部分是Risk（风险），香港保险业的发展也非常好，不单单是内地的同胞到香港买保险，从全球来看，全球保险公司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一家香港的公司。
我感觉香港很多的年轻人，希望能够去做Finance（金融），但是他们的机会不止于此。其实他们也能够做一些金融科技相关的初创企业。从创业方面来讲，Fintech这个领域前景非常好。
比如，我们跟香港的一所非常出名的大学做了一个金融科技平台，（这个平台）以保险为核心，不单只是用到传统的东西，他们还想到有关Blockchain(区块链)的，有关于Web3.0的，有关于Crypto（加密货币）、Metaverse（元宇宙）的部分。对保险业来讲，他们服务客户的整个流程，有很多可以利用的科技。
此外，数据经济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香港要发展数据经济，不单只是说利用数据当经济。
有三种数据非常重要，第一是金融的数据，第二是保险的数据，第三是有关医疗的数据。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内地那么大的数据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来到香港，这些数据能够帮助香港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做很多研究。如果香港所有做生物科技公司下面的数据都能够合理使用的话，我们能够做出的新研究、新产品是非常之多的。
《21世纪》：以数据为例，Web3.0或者区块链在数据方面可以有怎么样的应用？
冼超舜：非常多。因为Web3.0里面有两个新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co-creation（共同创造）。我和别人一起来创作，所创作的东西是属于你跟我的，但我的数据应该是属于我的。其实每个人都有非常多的数据能够拿出来，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数据用在医药研究上，就能够帮助很多人。
但问题是怎样能够保障数据安全以及个人隐私。其实，这10年内有很多保密计算已经做出来了，这一部分就能够帮助到数据的安全使用。譬如说，香港有个软件叫医健通，在里面能够看见很多医疗数据，将来能够用这个数据帮助自己检测身体健康状况。利用这个东西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帮助其他人，让我们的医疗做得更好，这个对医疗发展非常重要。
（实习生李思仪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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