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挑战，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重要性日益凸显。由于拥有狭长的海岸线，挪威成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领先者。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挪威和中国在促进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哪些进一步合作的契机和潜力？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联合国“海洋十年”挪威国家委员会成员、挪威海洋研究所（IMR）可持续发展部门研究负责人Erik Olsen博士。
挪威海洋研究所是欧洲最大的涉海科研机构之一，其近期牵头开展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海洋科学十年计划”中一个科研项目的研究——气候适应性水产食品：养活未来(CLIME FOOD)。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Erik Olsen。资料图
《21世纪》：根据你的研究，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海上粮食安全？
Erik Olsen：气候变化对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的影响将随着海洋热浪的增加和海水变暖而产生，这将深刻地改变海洋物种的地理分布。一些海洋生物的分布范围将缩小，特别是热带和极地物种，而那些中温带和寒带地区的物种分布范围将扩大。
这必然会改变不同地区鱼类的供应情况。在极地，适应冷水条件的北极物种变得更少了，因为海水在变暖。这些物种目前对海产品消费而言相对不那么重要，但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仍然非常重要。但在地球另一端，热带气温最高的地区，海水变暖后热带海洋生物物种将会变少，从而减少这些地区的海产品产量。
据估计，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金枪鱼等大型种群的数量预计会减少20%至50%。整体而言，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热带地区，对当地粮食安全和海产品出口至关重要的主要鱼类种群数量将会因气候变化而减少。
《21世纪》：你能否展开谈谈对于全球依赖渔业的沿海地区，海水变暖对海产品出口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Erik Olsen：挪威是世界上一个巨大的海产品出口地。仅就人口规模而言，挪威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但我们每年生产约300万吨海产品，其中95%用于出口，生产中的任何变化都将对挪威产生巨大影响。不过由于挪威处于寒温带，当前尚且不在温度范围的极端区域。因此，预计未来10到20年里，气候变化对挪威渔业的影响不会那么剧烈，因为在挪威周边海域，短期内只会出现物种丰富度的变化，而不是数量的直接下降。
然而，对位于热带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海产品出口面临的挑战将更大。热带地区将在短期内更直接地面临热浪和极端高温等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而这将极大地降低这些地区的生产潜力，即海产品的数量。例如，在越南、泰国、孟加拉国等热带国家，海产品的出口和生产对当地经济很重要。这些国家需要尽快采取措施，确保本土粮食安全、就业和经济增长潜力的稳定。
整体而言，在气候变化对其海产品生产的威胁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比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21世纪》：发展离岸养殖或许也是一个解决方案，中国也在多地推进建设“海洋牧场”。挪威的离岸水产养殖历史悠久，从挪威的案例来看，你认为离岸水产养殖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Erik Olsen：首先，挪威的海岸线非常适合做离岸养殖。它的海岸线上有许多群岛、海湾和峡湾，不容易受风暴、强风和极端天气的影响，这意味着海上养殖设施可以全年运作。
其次，挪威一直注重水产业发展。在产业萌芽之时，政府设置了大规模的研究和创新计划，并且至今仍然有大量的创新计划来支持该行业，以应对生态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除此之外，挪威还设置了强有力的法规和评估体系，以确保渔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物种患疾病风险最小，对附近其他鱼类和其他养殖设施的负面影响也最小。
为了做到这些，挪威也经历了漫长的旅程，现在已经形成了挪威独创性的海产养殖风险评估体系。我们把海岸线分成不同的区域，对于每个区域，每年都会评估该区域的水产养殖水平是否可持续，以及是否具备基本的“红绿灯”预警系统。如果预警灯显示红色，该地区将不被允许进行任何新的开发；而如果它是绿色的，则允许进一步开发并建立更多的养殖场。
《21世纪》：除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之外，如何平衡沿海城市的经济增长和沿海地区的生态保护？你所在的卑尔根或者挪威其他城市有哪些经验？
Erik Olsen：关键在于关于如何规划利用可使用的海洋空间。解决城市发展和海洋生态的矛盾关系，所需要的是对生态系统的状况、重要的栖息地和濒危物种进行全面分析，从而了解哪些地区需要更多的保护或更好的管理。如果随后将其与有关渔业、水产养殖、滨海旅游业正在进行的活动信息结合起来，便能了解到当前该地区生态系统的状态以及人类活动造成了哪些影响。有了这些基本信息，就可以开始展望未来并通过探索性地设置场景来提出问题。这种综合规划现已在挪威标准化，且适用于城市一级的地方政府，当他们要发展沿海区域时，需要制定一个综合计划，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
《21世纪》：卑尔根拥有挪威最大的邮轮港口。对于卑尔根来说，它是如何应对港口扩张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
Erik Olsen：首先，与亚洲和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的百万甚至千万人口城市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卑尔根面临的问题可能相对较轻。
当地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卑尔根港口的旅游业扩张。作为一个旅游小镇，我们有很多邮轮旅游航线，尤其是春夏两季，其造成的污染以及游客规模扩张都给沿岸生态带来了挑战。由于我是一名科学家，我更关注这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我所关心的是，对于船只进入沿海水域时被允许做什么要有严格的规定，以确保它们遵守污水排放和其他规定。这些方面其实有国际法规，但我们需要监督以确保这些规则得到实际遵守。
另外，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尽量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例如，从航运角度来看，要推动港口的电气化，卑尔根就是这样做的，它能降低由船舶带来的空气污染。当船只到达港口时，它们可以连接到为船只提供动力的陆地电源，从而避免船只在泊靠时依然依赖自身的发动机来用电。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需要就当地环境可接受的经济活动总水平进行研讨，例如邮轮旅游规模的上限。但即使在挪威卑尔根，决策者也尚未就游客和邮轮的数量规模的可持续程度进行任何限制。
《21世纪》：作为IMR可持续发展部门研究负责人，你对培养和吸引全球顶尖的海洋人才有什么心得和建议？
Erik Olsen：从我们自身的工作来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是公开聘用的，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候选人没有限制。我对想要吸引更多国际人才的中国涉海机构的建议是，既要确保你拥有可以进行有趣研究的设施和后勤保障，又要更多地参与到国际海洋科学研究的网络之中。这样，科研人员就不仅仅在做本土问题的研究，而实际上是在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21世纪》：最后我们想展望一下中国与挪威的海洋合作。关于两国加强海洋科技合作，你有什么建议？你认为哪些领域是合作的重点？
Erik Olsen：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起，挪威与中国的海洋科研机构就已经围绕渔业研究开展了一系列合作，接着也将水产养殖纳入进去。我强烈支持继续扩大这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我认为，尤其在如何可持续利用海洋空间和资源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合作。
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民众饮食结构中是否含有足够蛋白质是一个最重要问题。我们必须确保在世界范围内就支持可持续捕捞达成基本协议，以避免过度的国际捕捞。如果我们能够减少非法捕鱼，就能确保更多的鱼类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为世界上更多的人生产更大量的食物。
挪威和中国在海洋渔业与水产养殖方面都有悠久的传统和经验。挪威专注于有鳍鱼类，而在中国，规模化的生产技术和集约化养殖也成为大规模人口的粮食安全保障。这也意味着，有发达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经验与高效生产海上粮食技术的国家，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分享他们的能力和技术，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海洋水产养殖生产更多的粮食，包括为本国居民提供粮食以及通过海产品出口实现经济增长。在这些方面，我认为挪威和中国都具有基础优势，可以就此开展国际倡议与合作。
（本报实习生付心迪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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